关于义和团运动。陈恭禄认为，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本为白莲教之支流”，“时方兴办团练，乃以义和团称之”。义和团运动，“始于愚蠢暴民之活动……造成于顽固雪耻之大臣。其人不知国际上之形势，缺少辨别是非利害之能力，恨恶外人，而力无如之何，仇视外人之心理，蕴郁日深，其报复之心愈毒。”由于其“心中存有恨恶之成见，而于不知不觉之中，袒护匪徒，甚者欲借其力，以杀外人汉奸而雪国耻”，终至激成战端。其时太后之所恃而与八国联军作战者，一为神祗，一为义民。“神祗虚渺……义民不过动于情感，或唯利是图之愚民耳。”失败固在意料之中，所可惜者，“中国于兵败屈服之际，而朝廷尚未彻底觉悟”。（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501、557页。）李鼎声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北方农民、贫民自发的反帝斗争”，其爆发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想从中国割去一块肥肉，以扩大其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想用武力镇服中国的反帝斗争，以遂其自由侵略之愿，而觳觫于帝国主义的暴力前的满清政府又没有能力反抗列强的侵略。是因为如此，中国饱受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的民众才燃起反对帝国主义的忿火，才爆发残酷的‘野蛮的’大暴动。”然而“因为它一开始便不能将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反国内的封建统治运动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斗争，同时因为它是以流氓无产阶级做中坚，不能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这样就一面为国内的统治阶级丑恶地利用糟踏，一方面给帝国主义的炮火残酷地消灭下去了。然而尽管义和团暴动是充分地表现出流氓无产阶级乌合之众的散漫幼稚诸弱点，它始终不失为一个伟大的群众的反帝斗争。”（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66-167、165页。）
    关于辛亥革命。陈恭禄认为革命源于清廷政治上的腐败，青年之士“以为中国于数败之后，国势危急，而政府之腐败如故，尚无领袖指导之人才，又不肯于根本着手，切实改革”，于是力谋推翻政府。1911年四川铁路之争，清廷独断专行，“终乃造成革命成功之机会”，结果武昌一呼，四方响应，而政府应付革命，又“无一定坚决之方略”，“全受环境之支配”，最终灭亡。总之，“革命成功之速，由于酝酿已久，清廷不能及早改革，以厌士大夫望治之心”。就其影响而言，革命虽以改革政治为目的，“所可惜者，重要问题之解决，本于协妥调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凯之赞同革命，动于权利自私之心理，其北洋军队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军权，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铲除，袁氏成功，出于诡谋阴计，政治道德之卑劣，影响于国家者至巨。民国以来，国内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纷扰尚未终止原因之一也。尤有进者，革命共和本为政治上之名辞，其真价值在其代表实际以及人民所享之幸福为断”，“破坏原为革命过程中不易避免之事，其价值则在事后之建设，否则可谓失败”。（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593、607、619、626-627页。）李鼎声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盟会的纲领规定，它要实现民族独立，保障民权，解决土地问题，这表明“当时同盟会是具有进步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革命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幼稚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处处占优越的条件之下，自然缚住了手足，屈服在帝国主义的面前的满清政府，只是帮助帝国主义来缢杀国内的工商业，作了国际资产阶级掠夺农村的向导，扩大了农民与手工业的贫困化范围，这样就使国内的生产力受到了强大的阻碍与打击，此等生产力不能容纳过剩的劳动人口，更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竞争，于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矛盾。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的革命就这样勃发了。”关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李鼎声说：“辛亥革命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是它却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清帝退位以后，仍是在五色旗之下掩盖着反动的封建势力，革命渐渐为反革命的幽灵所摧残所缢杀了。这一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没有发动全国资产阶级与农民彻底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一斗争，而惟凭藉军事的力量来击退反革命势力，造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现象。这种军事投机预伏了封建军阀嚣张的因子。第二，辛亥革命没有解决当时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土地问题，即是没有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封建的榨取基础依然无恙的存在着，而广大的农民的生活没有得到丝毫保障，这就预伏了日后封建军阀残酷的榨取的张本。第三，正是因为单纯的军事投机成为辛亥革命唯一的战略，使革命不能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这样就使反革命的主要力量仍然占着优势，凌越革命的势力。例如北洋军队的主力并没有以革命去消灭，而且与革命军成对抗的形势，满清皇室与皇族甚至仍然保有其盘踞旧都的地位，一切的官僚军阀仍然参加新的政权。第四，辛亥革命没有执行反帝国主义的任务，革命政权不能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瓦解其在华的统治势力，这就使帝国主义得以利用封建势力来反攻及消灭革命。总之，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半殖民地消灭帝国主义及其奴役封建阶级、贵族、地主、豪绅、官僚的历史使命，没有建立起与反革命斗争的革命独裁政权，这是一个流产的资产阶级革命。”（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18、212、208、218-219页。）。
    关于五四运动。陈恭禄认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山东交涉的失败。他说：“山东交涉归于失败，我国代表称其原因，一为日本与英法诸国订有密约，一为七年（一九一八）中日济顺高徐铁路借款之照会，关于山东有欣然同意之语。主持铁路借款者，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也，三人有亲日派之称，言者斥为‘卖国’。”“风潮既起，通商大城之学生，闻风起应，或集队游行，或四出演讲，或检查日货，而皆废学。政府或捕囚首要，兵警或与之冲突，北京南京各有其例。商人迫于大义，表同情于学生，起而罢市，抵制日货，工人罢工。”他认为“学生用为意气所动，其思想虽全出于爱国，而究偏于简单，轻视将来事业之预备”。但“就运动本身而言，知识界人对于国家之观念根本改变，认识国内之积弊，社会上之问题，介绍西方之学术制度，文体趋于简易，盖有相当之成绩与影响”。（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763页。）李鼎声认为，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觉醒及要求民族解放的运动”。他强调指出，这一运动是当时民族资本微弱发展的反映。“在世界大战中，中国民族工业乘战争正酣之时，得到一度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民族资产阶级--除买办资产阶级而外，希望排除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独占与割据，希望实现中国的工商业自立，同时希望刷新中国的政治，所以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日益显著起来，五四运动正是在此种觉醒的状态之下勃发起来的。”他又说：“实际上，在五四运动中站在前线的战士主要的还是一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时劳动阶级的势力尚未抬头，所以在运动中未曾起主要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在二七运动后才日益显著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显然受到西洋--特别是美国新文化与新思潮运动的影响。四年间的世界血战使过敏的小资产阶级不能承认文化与经济的发达对于国家地位之重要。他们对于日本的横蛮掠夺不能再容忍了，对于亲日卖国的北京政府表示不能再宽容了，五四运动的轩然大波就这样掀起来了。”但是由于“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没有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决心，他们更没有力量领导这一运动，使之转变为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他们反帝的对象只是一个日本……五四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上不能不承认流产了。”尽管如此，李鼎声认为五四运动意义重大，它“不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大划期，而且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大捩转。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亦以五四为启蒙时代，所谓文学革命之开展、科学思想之进展、反礼教的运动之发端、妇女解放运动之出现，所有这些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最初尚大部分是带有资产阶级的启蒙性质的。然社会主义的启蒙运动亦以此时期为出发点，这又奠定了劳动阶级的文化之础石。总之，五四运动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分金炉，所有各种金属性质的文化思潮都投入这烘炉的烈火中，结果是分化出来了，中国的文化之转变斗争由此开始了。”（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41-243页。此时李鼎声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与1939年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解释有较大出入。1939年后，李放弃了他原来的认识，而采纳了毛泽东的观点。）
    以上我们对比了陈、李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可以看到，陈恭禄从“近代化”角度看待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因而对西方势力的入侵及其后果多有肯定，而对国内民众运动和革命活动多有批评。李鼎声从“革命”角度看待这些历史，则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加以批判，而对国内的民众运动及反清活动非常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