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都产生于社会性质论战时期，无疑都受到了这次论战的影响。陈恭禄的看法与陶希圣的观点相似。他认为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如故。政治上依然沿袭两千多年来的专制政体，“君权逐渐发达，至清无以复加”。经济上以农立国，“工业未脱家庭工艺之情状，商业则为小资本家之贩运”（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657、686页。）。思想上由于士大夫顽固墨守，仍未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社会构成上，家族为社会基本，士为最贵，其次为农，农下为工，工下为商。因此，近代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传统社会”，其在论及近代中国政治情状及时人心态时说：
    中国政体自秦统一以来，相沿二千余年，未有剧烈之变更，历朝官制虽有损益，或名称不同，而实质上并无根本重要之改革。及至近代，国际上之关系日密，政府办理之事业增多，先进国家为谋公共利益之计，而大扩张政府之职权。中国处于十九世纪，环境虽异于前，而中央官制仍本于前代之组织，其职权之分配，多由于遗传与习惯，常无理智之根据，官吏之责任，尝〔常〕不专一。其仿自外国者，概归总理衙门办理，衙门兼管海关电报等事业，朝臣多不明了世界之趋势，不能比较列国之制度，辩〔辨〕别利弊，有所采用。郭嵩焘出使英国，记言途中情状，有所主张，书竟毁版，返国后废而家居。曾国藩、左宗棠等以为仿造外国之机炮轮船，训练军队，力即足以自强。慈禧太后则持中国政教远非外国所及之说。更自地方政府而言，制度复杂，阶级繁多，官官相管，而亲民之官常少，效率减低，行政上徒多困难，其当根本改组，实无疑义。（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575-576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论断则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基本观点，即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变成了列强共同宰制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列强的入侵又破坏了中国旧有的生产关系，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受着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始终不能独立发展，不能变更旧有的生产关系，这又导致中国成为一个半封建的国家，他说：
    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的。所以中国的近代史完全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论，后者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达史，而前者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3-4页。）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理解，就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的不同理解，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主张。共产党人把近代中国社会理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中隐含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统一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李鼎声说：“我们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之一般的进展过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解释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变--如民族的分合斗争，社会形态的转变、交替，各阶级的分化战斗，各种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递嬗变化等等--发生的原因与其结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影响，只有这样，中国史才能成为人类一般历史的一个支流，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民族的内在变化与外在关系，而变成我们一种有用的智识工具。”（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2页。）
    与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不同认识相联系，陈恭禄与李鼎声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陈恭禄认为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政治、经济、观念上的“近代化”为主题。他说：“及至近代，实用科学大有进步，世界上之交通日趋便利，国际上之关系，以商业政治之促进，大为密切。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中国以悠久之历史，倾向于保守；领袖之思想，民众之观念，均其极端之表现。政治家不能认识其所处之新环境，而能断然有适当之处置。列强或欲适用西法于中国，或谋商业之利益，或求政治上之势力，或存兼并领土之野心，而中国本于固有之心理与惯例，应付新时代之问题，莫不失败。中西冲突遂为近代中国史上之大事。”（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自序》，第1页。）由此出发，他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就是要使读者“明了现时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变，外交上之趋势，社会上之不安，经济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交相影响之结果，分析其造成经过之事迹，讨论其成功或失败之原因，辨别事后之得失利弊”。故其取材，偏重于“制度之剧变，生活情状之改易”。（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自序》，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