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声在农村问题和土地问题上的看法与陈翰笙和钱俊瑞是一致的。陈翰笙认为，外国扩张，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开始之后，打破了中国旧的经济平衡，使中国很快落入殖民地状态，从而导致中国农业出现破产化趋势。因此，“救国的关键在于解决农业经济各问题”（注：陈翰笙：《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而农业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正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注：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文集》，第72页。）。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建立在租佃制度上，“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或雇工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决不占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地位”（注：陈翰笙：《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一），上海，1930年。）。中国的地主也与外国的不同，他们大都是多方面的人物，他们是地主，同时也是商人、高利贷者、行政官吏，“同时，许多商人、政客也可以变为地主”（注：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文集》，第60页。）。这是陈翰笙在30年代对中国农村问题与土地问题的基本看法。钱俊瑞在1929至1930年间参加了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工作，他的许多观点也受了陈翰笙的影响。钱俊瑞指出：“在中国，封建的关系还是农村中支配的生产关系，而帝国主义之侵入，并没有成为撕破这种关系的杠杆，反之，它却使它在更新的形态上重复生产起来。”（注：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钱俊瑞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他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陷入了破产的危机，“中国现存的土地关系，却是此种危机底最主要的主观条件，同时这种危机又加深了中国土地问题底深刻，因此，目下土地问题底解决已属急不容缓”（注：钱俊瑞：《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钱俊瑞选集》，第243页。）。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吸收了陈翰笙、钱俊瑞等人的观点，并加以发挥，所以当他写完了《中国近代史》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感谢陈、钱诸人。（注：李鼎声说：“本书编辑之初，蒙陈翰笙、钱俊瑞、赵挹苹诸兄多方赞助，或假以参考资料，或赐以正确教言，纠谬校讹，惠益良多，书成之余，谨布谢忱。”见李著《中国近代史》“编辑凡例”附言。）
    李鼎声认为，除了土地问题外，中国的问题就是民族独立问题，也就是反帝问题。在对日问题上，他严厉批评了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认为它是国土沦丧的主要原因。（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98、303页。）他强调，中国的出路就是奋起抵抗，“中国决不能于发动民族的革命战争而外，希望完全靠帝国主义的冲突而得到解放”（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49页。）。甲午战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还辽”，巴黎和会上英美诸国与日本的矛盾及“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调查团所谓共管满洲的计划，只是暴露了帝国主义希图共同宰割中国的狰狞面目。（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48页。）他进而指出，反帝与反封是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是统一的。他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势力与国内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共同阻碍中国的发展。反帝运动必须与反封结合起来，否则就不能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那种认为中国的革命只要反对帝国主义，而用不着从事内部的反封建势力革命斗争的主张是极端错误的。（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0页。）
    以上就是陈恭禄、李鼎声各自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反映了30年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所谓民主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取向。
    四、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
    以上对比了两种话语的基本理论和主张，现在我们就来追溯一下这两种话语的西方思想渊源。
    综合前文，陈恭禄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看法是：（1）中国的制度与2000年前的制度相比，没有根本改变；（2）这种制度与西方的制度根本不同；（3）中国在采用西方制度方面困难重重。把中国社会视为与西方社会根本不同的一种社会，并且这种社会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这是自黑格尔以来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基本认识。黑格尔一反西方在启蒙运动时期对中国的赞美，认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没有］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注：〔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7页。）此后，关于中国社会便出现了各种说法，如“东方社会”、“东方专制主义”、“治水社会”、“水利社会”、“传统社会”等等，停滞、封闭、落后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1930-1931年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史家陶内（R.H.Tawney）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国联的委托，对中国进行调查。在他随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中，关于中国社会，他的结论仍然是一种类似于黑格尔的声音。他说：“一直到昨日为止，中国是在中国自己的轨道上行动，既未影响西洋，也未受西洋的影响。一部分因为中国之长期孤立，一部分因为中国自己的文明基础异常安定，另一部分是由于西洋在十九世纪继承了科学和技术的新财产之结果，所以，中国最近的历史之景色显得缩短了。当西洋还不知道那些根本的生活技术的时候，中国已经精通了某些根本的生活技术。当西洋用木犁耕作的时候，中国的农民已经用铁犁耕作，而当西洋已经用钢犁耕作的时候，他们还是继续用铁犁耕作--中国，好象这种情形一个样，早已把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之一种型式达于一种高的水平线了，可是不会感悟到去改良它或是去革除它之需要。”（注：〔英〕陶内著，陶振誉编译：《中国之农业与工业》，正中书局1937年印行，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