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
    陈著《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写到1932年，李著《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则是1933年，这个时间也就是他们写完中国近代史的那一年。把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贯通起来，全部纳入“近代史”的范畴，这是3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共同特点。当时的史家认为“五四”前后的中国历史并无本质的不同。陈恭禄从“近代化”的角度看五四，并不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历史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甚至觉得学生的行动从长远看是不利于中国的近代化的。正因为如此，陈恭禄并未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设专章或专节论述，只是在第17篇“民国以来的内政外交（续前）”中用了两个自然段的篇幅稍带论述了一下。显然他并不认为这一运动有重大的意义。（注：1938年出版的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是“近代化话语”的另一典型文本，蒋在该书中对五四运动甚至只字未提，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民主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李鼎声从“革命”的角度看五四，认为五四运动只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觉醒及要求民族解放的运动”，它未能“转变为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只有1925-1927年的大革命才可以称得上是继辛亥革命之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41、264页。）因此李鼎声也未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设专章，而只是在第15章中专辟了一节论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重要性是1939年后才凸显出来的。是年毛泽东首次系统表述了他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他说：“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注：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由此确立，五四运动从此也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五四”之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就对内而言，是国、共两党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对外而言，则是中、日矛盾日趋尖锐。陈恭禄和李鼎声在各自的《中国近代史》中表现出很强的“中国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又反过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评价及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他们通过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和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来表达他们对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形成一种怎样的社会这一问题的看法。只不过他们各自所关心的“中国问题”不一样，所得结论也完全不同。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处处体现出了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他谈到了中国人口的严重状况（注：陈恭禄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多次谈到人口问题。他说：“人口增加，为吾国之一重要问题，历史上之扰乱大杀，多由于此”（第248页）；“人口增加，而生产事业未有进步，为社会不安之根本原因”（第831页）；“人口已成中国现时严重之大问题，瞻望前途，更为危险”（第832页）；“中国一切社会问题，多由于人口之增加超过生产事业之发达”（第837页），等等。），谈到了家族制度的后果（注：中国的家族制度自黑格尔以来不断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也猛烈批判家族制度。吴虞认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陈独秀认为家族制度为东方文明之特征，“东洋民族社会中各种卑劣不法残酷衰微之象”，皆与此有关（《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此后，对家族制度的批判有增无减，但到30年代，对家族制度的批判在内容上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批判重点在家族制度违背人性，此后的批判重点在家族制度影响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张荫麟称家族制度是中国民族前途的一大障碍物。“在中国生存斗争当中，我们应当赶快舍弃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国族中心的道德”（《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陈恭禄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也集中于家族制度在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他说，在中国，“家族制裁之力，远过于政治权力，幼年时期，无论何事决于父母，中年分家自立门户，负有家室子女之累，扶助族人亲友之谊。人生一世，不受家族影响，自由决定取舍者，为事无几，自由人之在中国，盖不甚多。其在政治上不良之影响，则家族之观念太重，国家之观念太轻，得意之时，不问是非，专为一家一族一地设想也”（第702页）。），但谈论得最多、批评得最多的是政治的分裂状态及士大夫的盲目排外和唱高调，也就是内政和外交的问题。关于内政，陈恭禄认为，中国政治上的问题，一是中央无权，地方权重；二是政府与人民无关，因此，“今日政治上之急务，首在中央权力达于各省，统一方法无论武力统一，或独裁专制，苟势力达于各省，任何代价之下，固远胜于武人割据，互相猜忌，拥兵自固，榨取于民也。次则开放政权，许民参政。盖民众与政治无关，虽由于政治上之遗传，而武人政客劣绅假造民意，阻挠民治之发展，政府且无善意扶持拥护之决心，实其失败之最大原因。”（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802-803页。）他认为，如果中国不统一，则各项建设事业无法进行，中国的近代化就无从谈起，而如果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则统一终不可能，“政治未上轨道，地方武人干政，所有计划直为空谈”（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801页。）。与强调政治统一相适应，他对苏俄（苏联）在中国的活动极为不满。他说：“俄国对华之外交，倾向于利用时机，对于北方议定协定，对于南方予以援助，阴谋相尚，煽助内乱，违反协定之精神。对于列强，则本于打倒帝国主义之思想，力谋驱逐其势力出于中国……苏俄政策则欲造成中国革命，共产党掌握政权，而乃不择手段，反而引起纷扰。”（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767-768页。）陈同时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也持批评态度，认为“共产党操纵工会农民协会，顾除破坏而外，多无工作，其人盖多不能明了中国之情状，经济之问题，工人之生活，农村之需要，而徒造成游民专制而已”（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776页。）。因此他希望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采取严厉措施。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叛乱未起，政府尚未失其尊严，犹能维持境内之粗安，祸乱既作，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习惯，遂至群盗蜂起。当局者苟或不严办理，则人民不能安居，而痛苦将倍蓰于前也。”（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