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问题同样是陈恭禄关注的重点。陈恭禄写作《中国近代史》时，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外交问题就是对日问题，也就是与日本战还是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恭禄认为中日两国实力悬殊，因而主张与日本妥协，尽量避免战争，反对一切与日作战的“高调”。对于“九一八”事变以来出现国土大片沦丧的局面，他认为这是由中日两国的实力决定的，“中日战斗力相较，中国实难战胜，此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决非一人一事之咎”（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794页。）。联系到他对清季外交的议论，我们就可以看出“主和”是他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清季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居于领袖地位的士大夫愚昧无知、盲目排外。他说：“中国自订南京条约以来……于此五十余年之中，士大夫尚未彻底觉悟，多恃夷夏之说，严防外人，从不虚心考究西方之政治制度、社会情形、经济状况，而比较其与中国异同之点，审察其利弊，以便施行改革。平日讲求八股小楷，茫然不知当时之务，仍信中国固有之政教，远非外国之所能及，胸中横有成见，自难明了国内政治上社会上之积弊，其昏庸傲慢，妨碍新事业之进行，乃为中国贫弱、外交失败之一主因。”他又说：“当斯时也，士大夫之胸襟偏狭，对外知识幼稚，而古今形势不同，环境大异，非其所能了解。遇有中外交涉，本于攘斥夷狄之思想，从不访知敌国之实力，高倡战议，失败屈辱之后，仍不觉悟，虚骄如前，列强乘其战胜之威，多所要求，中国损失，一次过于一次。”（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435-436、654页。）类似的对士大夫的批评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随处可见。（注：陈恭禄在其《中国近代史》中的第245、270、305、322、350、370、382、435、437、568、573、593、626、654、656、668、703、800页等处都严厉批评了士大夫的愚昧和排外，至于笼统批评时人外交知识幼稚、处置失当的文字则更多。）很可注意的是，“唱高调”一词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反复使用，如他在谈到道、咸时期外交失败的原因时说：
    （士大夫）好作大言，攻击他人。其言类多不负责任之高调，未尝亲历其境，不知当局者所处之地位，感受之困难，解决方法决定之经过，所根据之材料，常非确实之报告，以之立论，则远去事实……吾人应有之态度，则当平心静气，审查事实，辨其利害，以求有所补救。所可痛心者，士大夫猎取高名，徒以意气用事，逞其私见，而反有害于国也。每于外交严重之时，不问国中军队之战斗力，不明强敌之海陆军，嚣然一辞，主持战议，乃多造成大祸。（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45页。）
    陈恭禄对“高调”的批评与他对主和派的评价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认为琦善在鸦片战争时与英签订《虎门条约》，“其见解实高于时人，且迫于形势，固无奈何”。郭嵩焘在英法联军之战中主张议和，“其见解远出时人之上”。甲午之战，“李鸿章之主和，原为国家利益”。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袁世凯“衡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63、242、372、737页。）在陈恭禄看来，中国在国力尚未强大的情形下，应致力于建设，尽量避免战争，尽可能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去，他说这是中国近代史给我们的又一教训。
    对士大夫的虚骄误国的批判，自清季末年以来就不断有人提出过。曾国藩、郭嵩焘、陈宝箴都曾在不同的场合对士大夫提出过批评。这样的批评，在30年代引起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共鸣。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在《独立评论》上反复撰文，反对在对日问题上“唱高调”，主张中国应利用一切国际关系来缓和当前的危急，中国应尽可能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去，在国际生活中寻求出路。同样，我们在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中也看到了类似的主张和言论。显然陈恭禄的观点继承了近代以来批评士大夫的思想传统，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在问题的提出与政治动机上与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明显不同。李鼎声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封建土地关系问题，二是民族独立问题，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反帝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反封就是要打倒封建的土地关系，实行土地革命，争取农民的解放。能否坚决执行反帝反封的政策，成了他评判近代史事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李鼎声认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改变了旧式的农村经济组织和土地关系，“深入农村的商业资本之活跃使土地集中过程日益迅速膨胀起来，这种土地集中运动由于官僚制度的发达更加普及和扩大，贵族、官僚、商业资本主义与高利贷者在当时已成了事实上的大地主，这样就使广大的农民日益走入无地化的过程中”（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45页。）。他还指出，中国的土地关系是建立在租佃制度上的，许多农民完全靠租佃地主的土地维持他们的生活。自耕农在一天一天地减少，土地的所有权集中到地主阶级的手中，旧时独立耕种的土地关系不复存在，因此“土地问题已经变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要彻底地解决它，当然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根本改变土地关系”。“中国的农民阶级应联合工人阶级以暴动的手段去破坏旧的土地制度”。（注：李鼎声：《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革命》，《平心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