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李鼎声并没有完全接受拉狄克的观点。他对拉狄克的接受仅限于拉狄克对帝国主义入侵后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动的分析及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评价上。李对拉狄克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是持批评态度的。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也已指出过。所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还有另一个语源,这就是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写的《中国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革命运动史》。这本书是拉狄克被解除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职务后,由米夫担任校长期间学生所使用的教材。(注:1927年5月3日斯大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学生谈话,公开点名批评了拉狄克,不久,拉狄克就被解除了中山大学校长职务,离开了中山大学。此前拉狄克在该校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1928年中山大学没印的这套《中国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革命运动史》教材,究竟出自谁的手笔,尚待考证,但就其观点来看,已与拉狄克的主张有较大出入。)书中自然较多地反映了斯大林、米夫等人的观点,特别是在有关农民土地问题及农民政权问题上,一反以前拉狄克的看法。拉狄克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已是商业资本社会,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斯大林则认为,中国乡村中的确存在商业资本,“可是这种原始积累形式的商业资本,在中国乡村中,与封建性的及地主统治,有一种特别形式的结合,商业资本借用封建制度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的中世纪的方法……拉狄克同志底错误,就是没有了解这种特别形式,没有了解中国乡村中商人资本与封建残余统治间这种结合,同时保留中世纪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法和压迫农民的方法。”拉狄克否认中国乡村中有封建残余存在,“这是拉狄克同志的大错误,如果在中国没有封建残余,或者是这些残余在中国乡村中没有严重意义,那么,中国土地革命就没有基础了,也就谈不上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上的一个主要任务了”。(注:《斯大林与中国劳动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5月13日),《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850页。) 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写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教材对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及其意义做了充分的肯定,这最鲜明地体现在对太平天国的有关论述上。该书认为,太平天国爆发的经济原因,一是农民破产和土地财产的集中,二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外流。就其性质而言,“它里边是蕴藏着资产阶级德谟克纳西革命的成分(就是消灭封建的土地关系,取消农奴,推翻旧的官僚,造成德谟克纳西的政治制度等等),它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暴风雷雨的先声”。但是由于“中国商业资产阶级几百年来和封建制度在经济上一直不断地相互勾结着,构成一支联盟的队伍,同时外国的资本家正想把中国作为输出商品的市场,强夺中国而不想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业”,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意义,它说:“太平天国最重〔伟〕大的事业,就是它的土地政策。他们在中国实行土地革命,这是此〔次〕革命最大的优点,他们消灭地主私有的土地,焚毁借约与田契,将土地分给农民。革命的领导者穷秀才们,没有法子解决最困难的官僚问题,贫农群众在这次革命运动中留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们要求土地。是的,穷秀才们自己也想分点土地,因此太平革命虽有许多守旧的弱点,究其实还是带有进步性的,它推翻了中国经济上的封建制,太平天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也就在此。”(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第2章(“太平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本段引文引自中山大学同一套教材的另一中文译本,因此书名略有不同),第5、35页。) 如果我们把这种观点与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的相关论述作一对比,就会发现李鼎声同样强调革命前的土地集中化过程及资本的向外流动;同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次土地革命;同样认为当时“全国的商业资产阶级都和土地的剥削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地主(包括豪绅)、高利贷者与商业资本家在农村构成了剥削贫农、中农与手工业者的三位一体”(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44页。)。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要来自共产国际,李鼎声即使没有读过中山大学的教材,他对其中的观点也应该是熟悉的。 总之,以陈恭禄和李鼎声为代表的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有各自不同的西方思想渊源,一种源自欧美,另一种则来自苏联。 以上我们对比了陈恭禄和李鼎声两种《中国近代史》的不同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是多么深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现实政治所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对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历史从来就是怀抱着一种实际目的叙述出来的,史学家们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顾念到了现在和未来。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陈恭禄、李鼎声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其后的命运各不相同。在1949年以前,陈恭禄所代表的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在“学院”中居于主导地位,而李鼎声所代表的革命话语则处于边缘地位。1949年以后,李鼎声所代表的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而陈恭禄的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了。他们之间正好发生了“角色换位”。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张从“近代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和著作又不断涌现,与30年代的近代化话语相比,现今涌现出来的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有新的特点,但其基本思路没有改变。从30年代到现在,7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始终未能摆脱“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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