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罗伯特·马士的《官员：中国精英的流动》问世。该书以572名官员为对象，分析了家庭背景与绅士的及第年龄、及第可能性及进身途径的关系，考查了不同家庭出身的官员的晋升率、任职期限和升迁速度。基本结论是：(1)在454名汉官中，63%为宦家（指三代之内有人任官的家庭）子弟， 37%为平民子弟。宦家子弟，80%通过“正途”出仕，20%通过“异途”出仕；平民子弟，72%通过“正途”出仕，28%通过“异途”出仕。454名官员中，292人为进士，其中26岁以前及第者，宦家子弟要比平民子弟高12%；26-36%岁及第者，宦家子弟要比平民子弟高6%。454名官员中，一品官198人，宦家子弟和平民子弟分占56%和44%；二至三品官123人，宦家子弟和平民子弟分占56%和44%；四至九品官133人，宦家子弟和平民子弟分占54%和46%。在一品、二至三品、四至九品三组职位上，宦家子弟平均任期累计55.5年，平民子弟平均任期累计42.5年，二者相差13年，职位愈高，任期相差愈大。(2)上述数据表明，家庭背景虽对官员的出仕与升迁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具有决定性，“在以前有关清代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中，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官员出仕和晋升中的差异与其说由正式的官僚政治法则所致，不如说是超官僚政治因素的产物……然而，就我们考察的572名官员的情况来看，这一认识是不成立的。”事实上，一个官员的升迁主要取决于他的资历，而不是他的家庭出身。虽然官员们试图利用其地位来扩大家庭利益，但这一裙带主义倾向为论资任用、回避亲属等官僚政治法则所限制。 (3)基于中国“绅士”与“Gentry”词义不对等，马士在分析中国社会分层时，用“elite”（精英）取代了“Gentry” （绅士）。他认为，置身于国家机器内的官员们在中国传统社会扮演了高级价值角色 (the highly valued roles)，而未出仕的学位持有者和无功名的大地主和富商则扮演了中间价值角色(the roles of medium value)。前者构成“帝国精英”(Elite of realm)，后者构成“地方精英”(Local elite)。由于“帝国精英”们难以担当基层社会的领导责任，于是就将这些角色留由“地方精英”承担。(20)
    1962年，德国学者艾博华的《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出版(21)。该书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各阶层间的流动情况，认为把中国的科举制视为一种人人都可能在社会的阶梯中得以上进的制度，离事实甚远。“中西学者常常辩称，汉代以讫1904年所实行的科举制度是一种民主的制度，它是每一个有才能的人在社会中的上进成为可能。因为中世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而政治社会的显达，不断在轮转更换，这被认定是使中国文明持续兴盛不替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著作家们没有想到在全国人口中，有不少为数众多的成分（自然包括妇女）是无权参加科举考试的……事实上，四民之中只有士、农准许应试；商籍被准许应试是很晚近的事，而且中额有严格限制（大约仅占全部中额的0.3%），娼优隶卒、罪人的子弟和僧道也不准应试。”因此，绅士的位置可能只由一部分人享有，不会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递。他还指出，在金字塔社会结构的上端，若以家族为单位进行考察，特别在中华帝国后一千年里，向上流动的趋势非常明显。由于上层家族子孙多、经济实力强、姻亲多、社会关系多，所以有机会让子孙当中一人或数人做官，但是其他子孙也常处于向下流动之中，不能像西方工业社会那样通过担任专门的技术人员向上流动，上层家族争夺官职的竞争十分激烈。农民向上流动非常困难，如果迁入城市，局面会有所改观。城市里的商人、绅商和一般市民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尤其是绅商，他们创造了城市文化，致富以后购买土地，上升为真正的绅士。艾博华的论述虽不够细微，但使“同时代初入汉学之门的欧美学生抓住了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要领，比如区分士、农、工、商四个群体，还有西北地区和东南沿海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地方文化，解除了西方学生对中国古史混沌模糊的认识。”
    1962年，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出版(22)。他借鉴了艾博华的成果，认识到若要把社会流动趋势揭示得更明晰，必须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到某一个最有活力、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处于关键位置的阶层。艾博华描述的农、工、商的上升表明他们无力突破旧的社会结构框架，如商人致富但也难以获得政治舞台上的权力，况且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并不利于大商人的经济活动，但是科举制给士阶层带来了合法的向上流动的渠道。何炳棣采用新社会史研究方法，大约选择了七十多种明清时期的进士、举人和贡生的登科名录，对明、清两代的进士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明代 47.5%的进士出身于没有任何功名的家庭，清代同项定额虽有所下降，但若把出身于无功名家庭的进士和出身于低级功名家庭的进士加在一起，就会发现他们一共占进士总数的 37.2%。正像马士一样，在何炳棣的研究中，没有使用“Gentry”（绅士）一词，而是代之以“Ruling Class”一词。按照是否具有统治权力，他将官员、进士、举人、贡生及明代的监生视为统治阶级，而将生员和清朝的监生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认为人数众多的生监层既没有做官，也没有多少资财，且从事低级职业，与其视之为统治阶级，不若将之置于平民之列，但它又是“平民内的一个特权阶层，具有鲜明的社会过渡性”(a privileged class among commoners and important social transition group)。在他看来，英国绅士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土地产业，间或因其他形式的财富，中国绅士地位的由来只有部分是财富，而绝大部分是科举所得的学位。因此，科举制提供了一条最大可能的选拔才能的途径，也为社会下层分子提供了一条上进之路，使社会不断进行阶级对流，也对社会政治产生了稳定的作用。艾博华曾对他的社会流动研究没能以数量统计为基础而深感惋惜，但是何炳棣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该项研究的结论：明清时期获得低级功名的普通生员来自于广泛的社会阶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在获得高级功名和官员职位的道路上，竞争非常激烈，中高层官僚家庭的社会流动似有下降的趋势。
    此外，周荣德于1966年出版了《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23)。他运用社会学理论，以 40年代在云南昆阳县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着重考察民国年间昆阳县绅士阶层的社会特征、社会流动方式以及生成方式和社会功能，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绅士的生活图景。他认为，“社会流动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社会流动可使低阶层上升为高阶层，农家子弟变为绅士。传统绅士的资格是有明确规定的，可能是士人，也可能是在职或退职的官僚。民国时期昆阳绅士地位的获得主要经由学校、行医、从军、从政、经商、婚姻关系等途径。学者、退休官僚和读书人虽与绅士阶层有关联，但绅士的核心是大地主，其次是富商。“绅士作为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媒介，是构成地方政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成为政府和一般平民之间的一种缓冲。它替政府征收捐税，又为农民减轻一些苛政。在农民的社区里，绅士是地方的精英，地方习俗的维护者，是强大的阶级统治集团遍布各地为数众多的爪牙，说得好听一点是先锋。”该书之研究对象虽然是民国绅士，但也对传统绅士有所追论，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国绅士与传统绅士的异同。
    在其他学者致力研究绅士的社会流动时，张仲礼则另辟奇径，对19世纪绅士的收入状况进行了考察。1962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作为《中国绅士》续篇的另一力作《中国绅士的收入》(24)。该书根据绅士所从事的职业，将其划分为官僚、幕友、商人、地主、教师等类别，具体分析了他们的经济收入情况。基本结论是：19世纪晚期，绅士的年总收入大约为6.75亿两银子，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24%，其中农业收入为22，000万两，约占总收入的1/3左右；通过企业经营等所得收入为11，360万两，约占总收入的近1/5；通过做官或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为31，1625万两，约占总收入的1/2。绅士总人口尽管只占总人口的2%左右，但其人均收入（约90两）却是普通百姓人均收入（约5.7两）的16倍。绅士人均可支配的国民生产总值大致为79.9两银子，而普通百姓人均可支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4.5两银子，二者之比为17.7/1。这些结论虽然受到一些质疑，如费正清认为其夸大了绅士劳务收入的部分，并过分相信官方材料(25)；何炳棣认为，张对‘绅士’的定义是不准确的，“因为构成他所谓的‘绅士’的最大多数底层的‘生员’，在清代民俗上和小说里往往被讥笑为‘穷秀才’。这与近古和近代的英国gentry（被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认为是法国社会所没有‘亚贵族’地主阶层）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实有天壤之别。根据《大清会典事例》等官书，张所谓的‘绅士’的总数尚可勉强推算，至于他们的财产，甚至他们大多数是否有财产可言，根本无法知道。基本数据既如此残缺，绅士的定义又如此欠通，怎能严肃地进行绅士收入的研究”(26)。但是，张的研究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绅士的生活，具有开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