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以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为依托，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这一概念，分析了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不仅沟通了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而且成为封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绅士统治也不例外。19世纪末期以前，清政府较为成功地将文化网络转化为国家推行政令的工具，但至20世纪，国家政权在竭力放弃甚至摧毁旧有文化网络之时，其建立新的沟通乡村社会的渠道又进展甚微，这只能削弱国家政权本身的力量。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新旧世纪之交标志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折。另外，杜赞奇还采用“经纪模型”取代“乡绅社会”模型，来分析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统治方式。经纪模型分两种，即视乡民为榨取利润对象的“赢利型经纪”和维护社区的利益的“保护型经纪”。绅士阶层属于“保护型经纪”，他们代表着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乡村中流氓属于“赢利型经纪”，他们充当国家与乡民之间的“总包税人”，对待乡民是贪婪的、掠夺的。流氓与绅士相比，既没有文化的素养，也缺乏远大的理念，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是赤裸裸的利益。他们对乡村的伤害比绅士要大许多倍。绅士当权的时代，农村对农民而言当然绝非天堂；但是流氓当权的时代，农村对农民而言绝对是地狱。杜赞奇认为这种模型比“乡绅社会”模型更为确切，而且“没有必要将分散的绅士视为整板一块，也没有必要在绅士和非绅士精英之间硬性划线”。(42)
    张信以豫西南、豫北为研究对象，采用地方史和比较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当时河南农村社会所面临的“社会生态环境”，揭示了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分析了地方精英的政治意向及其社会活动对整个农村社会的影响，阐述了社会发展对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豫西南基本未受到外部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的影响，这里出现的强有力的地方势力不仅拥有自己的武装，也赢得了精英阶层的认可，还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豫北地区的地方精英更是将其活动推向全国和国家最高层，他们利用和袁世凯等人的同乡关系，进入到更大的关系网中，其核心人物成为许多“社会圈子”的枢纽，从而使他们被吸纳到豫北以外的企业经营、教育和政治活动中；而在豫北本地他们则发号施令，鼓动一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新一代地方精英的兴起导致了农村社会中两股截然不同的潮流的存在：边远地区的地方化和商业地区的开放化。在地方化的潮流中，边远地区的精英依靠手中的权力，集中利用各种地方的政治和军事资源建立了对当地的长期的、独占式的控制；而在开放化的潮流中，一些原来主要依靠文化活动维持声望的精英人物迅速改变其活动范围，主要依靠社会关系网络来维持对地方上的控制以及逐渐接近国家政权。尽管这两种潮流都具有同样的基础，即基层农村社会接触范围的扩大、跨区域性思想交流的增多和政治活动面的增广，但他们将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推向完全不同的方向。(43)
    这一时期，西方学者还考察了绅士与“同治中兴”、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等政治事件的关系。波拉切克的《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一文考察了“同治中兴”时期江南上层士绅社会，指出1860年代，苏州绅士接管了地方福利事业，并且资助军队攻打太平军。他们所获得的回报是，官方支持他们向佃户收租及附加税，同治中兴使得地方绅士的地位大为改善，可和中央政府与佃户相对抗。清朝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胜利，只是导致绅士势力超过官僚（包括基层官僚在内）(44)。芮玛丽主编的《革命中的中国》收载了若干论及绅士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论文(45)。其中，爱德华·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认为，广东的革命过程中，绅士和商人起主导作用，最大获益者是绅士，革命只不过是将权利转移到地方绅士手中。市古宙三在《乡绅与辛亥革命》中指出，绅士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保守的，他们只是为了不失去往日辉煌的地位才参与革命，并企图从中取得甚至从前都没有得到的好处和利益。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要是由绅士造成。在清朝末年，绅士给了督抚们以社会的和经济的支持。原来绅士是反对改革活动的，但是一旦决定了要取消科举和宣布立宪政体，他们却一反故态，转而积极支持改革。毫无疑问，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有爱于清政府或整个中国。对他们来说，新式学堂和旧式科举考试一样。通过开办学堂，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绅士特权传给子孙。此外，未来立宪政体的基础应该是地方自治制。而这种地方自治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他们乐意与各省督抚合作进行这一改革，而当后来政府企图集中权力时，他们也与督抚们一起起而反对。可是每当督抚采取任何似乎不利于他们的行动时，绅士们就要反对督抚。因此，各省督抚和谘议局常常发生冲突。伊懋可考察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绅士民主”政治，认为辛亥革命期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内部，存在着非官方的社会组织乃至政治力量。革命以后，华界的市政当局重新命名为“市政厅”，称为“绅商”的城市绅士曾经有机会证明他们的管理能力、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和他们对重大国家问题的兴趣(46)。兰钦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上海与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行为特征，认为19世纪晚期，浙江地方精英依靠他们的个人关系网，将活动扩展到大区层次，特别是上海。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上流人士反对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乱”。政治激进主义从支持反对清朝政治结构的民族主义主题开始，社会激进主义也起而反对儒家权力的家庭束缚。这一倾向终于在后来发展到个人主义，要求进一步解放青年和妇女，热衷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47)。
    周锡瑞在分析两湖地区革命与维新运动的基础上，考察了绅士对革命和维新的态度。他将绅士分为反对改革、比较保守的乡村传统绅士集团和赞成改革、比较进步的城市开明绅士集团，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之后，中央权力衰弱、地方势力崛起，地方绅士与满清王朝围绕着现代化的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展开了或明或暗的激烈冲突。到辛亥革命前夕，由于朝廷执意推进中央集权，关闭绅士阶层政治参与的渠道，使城市开明绅士与王权疏离、倾向革命。他们对革命的介入一方面促使辛亥革命得以迅速成功，另一方面也使革命呈现出“政治上进步，社会上保守”的复杂性质。从这一角度来看，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受到西方影响的激进革命派对专制王权的反抗，毋宁说是地方士绅与中央朝廷长期矛盾冲突的产物。正如周锡瑞所说：“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两者都把中央集权独裁专制当作攻击的目标。”(48)此外，周锡瑞还探讨了绅士与义和团兴起的关系，认为山东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绅士势力薄弱，绅士势力的薄弱又弱化了社会控制力，从而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提供了条件。(49)
    杨庆坤的《十九世纪中国群众行动的一些初步统计型态》一文(50)，从《清实录》中搜集了群众行动的资料，考察了喜欢“唱反调”的下层绅士参与“群众行动”的基本情形。他发现，19世纪群众行动有集中在行政中心的趋势，且本质上完全是政治行动。这些行动的领导者大致是绅士、地主、贵族，还有那些政府权力的边缘人（衙役和官员的仆人）。更特别的是，秘密社会、反政府阴谋、抗税、抗租以及暴动的领导人，是来自于绅士和地主，而政府下属和官员更可能去从事像是走私、盗贼、剽窃和为非作歹等犯法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