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这段议文，可以发现刘炫围绕“尊”“严”二字，或引《孔传》爲内证，或引他经爲旁证，或举史实，或究义理，反覆陈说，不厌其烦。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论述并不仅仅是围绕传文本身展开，而是时常溢出传文之外，提出新的命题和设问。例如在论述之初，他就提出人於父母，兼有爱、敬，然此经传仅举“严”而略“亲”，有敬无爱，这如何解释？在论及“严父”时，他提出，父母一体之亲，经传独言“严父”，则置“母”於何地？在论及“配天”时，他又提出，若以配天爲至孝，则自诸侯以下越礼而事亲，亦可谓孝乎？周公以父配天，然而成汤、禹皆爲圣王，并不以父配天，此如何解释？围绕这些问题，刘炫应机作答，游刃有余，论辩之间，才气毕现。由於述议不仅解经传本文，还善於别立新义，这使得原有经传的解释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充，真可谓《孔传》之功臣。我们知道，六朝义疏之学本於现实讲经之需要，而在讲经的过程中，免不了会受到听衆的质疑和辩难，因此，预先考虑到经传的不完备性，并就此作出解释，查漏补缺，申述周全，或坦言指斥，乃是经师在“备课”过程中的必要预案。古人常叹着文如同“八面受敌”，其实这种基於讲经实践需要的疏义体正是地地道道的“八面受敌”，从这个层面来看，他们的经解虽然难免芜杂之弊，但亦是形势所成，不得不然。
    第四，用科判之法解经，又颇好以章次说经。六朝义疏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善用科判之体解经，关於这一点，牟润孙先生已经有所论述。(21)在注解《古文孝经序》时，刘炫就首先指出“此序之文凡有十段明义”(《述议》卷一，页6B)，将序文分爲十段，并对各段大义、互相之间的承接关系进行了阐述；至注“孝经”二字时，又对全经二十二章的主题，以及各章之间的关系，逐一进行了交待，显示出其对科判的重视。
    今古文《孝经》在分章上有所不同，今文分十八章，古文分廿二章，《孔传》在解经时，偶有指出各章之间关联者，(22)至刘炫述议，则每章必先明其与前章之关联。例如《圣治章》：
    议曰：夫子既说孝治天下，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是言孝行之大，大之极者。但孝非圣名，嫌圣行犹广，欲言圣不过孝，其辞无以发端，故更假曾问，然後爲说。(《述议》卷四，页28B)
    将《圣治章》与之前《孝治章》之间的关系作了清楚的交待，体现出刘炫治《孝经》重章次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论及《广要道章》与《广至德章》的先後关系时显得极爲突出：
    议曰：此结首章至德之言，故三孝之爲德，其至矣。首章先云德，後言要道，此二章先结要道，後说至德者，首章方言训下，本下诸先王，先王德在於身，道以及物，故先德後道；此二章主论教化，化於内，於德美，故先道後德，所以与上倒也。(《述议》卷四，页68B-69A)
    《孝经》首章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训天下”，但是到了後面专论要道者章次爲十五，论至德者章次爲十六，故此刘炫特别对这种前後章次的不一致作出解释，并从中生发出“道”与“德”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总之，这种对於章次的重视，体现出刘炫治经重体例的特点，并且章次本身也成爲他演绎经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当然，刘炫经解亦非无可指摘，就残卷来看，其中亦有误解之处，例如其论及《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今、古文孝经之异文：
    《艺文志》云：《孝经》今文，长孙氏等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异。“父母生之，绩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今案此经作“亲生育之”，云“生之膝下”，则班固唯传闻其异，不自见古文也。(《述议》卷四，页19B-20A)
    《汉书·艺文志》此处作“唯孔氏壁中古文爲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23)与刘炫此处所引“父母生之，绩莫大焉”文字不同。从上下文看来，此处并非写卷抄録之误，而是刘炫误读、误解《汉书》所致。刘炫云“今案此经作‘亲生育之’，云‘生之膝下’，则班固唯传闻其异，不自见古文也”，可见刘炫认爲班固这里乃是徴引古文《孝经》，以爲上句“唯孔氏壁中古文爲异”之例证，但他发现班固所引的这句“故亲生之膝下”与他所见到的古文《孝经》作“故亲生育之”并不相同，因此刘炫认定班固当系未见古文《孝经》而仅据“传闻”爲之。至於班固所举的另一个例子“续莫大焉”，则被刘炫误认作(亦有可能是刘炫所据《汉书》已有此讹)“绩莫大焉”，此则与其所据古文《孝经》无异，因此也就不以爲例，不作评论了。但事实上，刘炫是完全误解了《汉书》原文，班固所引的两句皆非古文《孝经》，而是今文《孝经》。此两句引文乃是启下之言，而非承上爲例。班固之意，乃指此两句今文各家所说不同，多有迂曲难安之处。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郑注》作：“父母生子，骨肉相连属，复何加焉？”(24)以“骨肉相连属”解“续”，实过於牵强；再如“故亲生之膝下”，唐玄宗注爲“亲，犹爱也。言亲爱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长，渐识义方”，(25)亦确有迂曲之嫌，而古文本前者作“父母生之，绩莫大焉”，後者作“故亲生毓之”，皆明了可解，是班固所谓“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也。
    此外，刘炫极重上下文逻辑关系的梳理，但这种梳理有时也显得过於繁琐而遮蔽了文章的真义。例如《孝优劣章》讨论“虽得志，君子弗从也”一句中“君子”所指是君是臣时，就显得过於繁复迂曲，且最终难以自圆其说，反不若郑玄注、玄宗注之简扼。但是，瑕不掩瑜，刘炫的经解本於训诂、详究出处、持论通达、思路开阔，加之其流畅的文辞表达，读之琳琅满目，味之余香满口，无怪乎传至日本後，虽然有“事义纷荟，诵习尤艰”之讥，(26)但仍在朝野士林盛行一时。
    三 《孝经述议》的流传以及《孝经直解》的出现
    由於刘炫在隋初曾有造作僞书之行，故其所倡《古文孝经孔传》一书的真僞也受到学者的质疑，但从《述议序》及议文中描述该书由王孝逸初获，转致王邵、刘炫的过程来看，则此书当非炫所自爲者。关於该书的流传，除了《序》文以外，《述议》中还有一条内证值得注意：
    议曰：奉生之道二，居也，养也。事死之道三，疾也，丧也，祭也。王邵以爲疾属生不属死，当云奉生之道三。刘焯以爲人神大分，气绝爲限，以疾病爲死，未有是处。古之人安有犹生而死其亲哉？谓改之爲允。炫案，《士丧礼》、《丧大记》将述死事，皆以疾爲首，《孔传》分此五者，合上二下三，疾虽非死，与丧共传，盖以将死疾笃，故同之死焉。既以爲疑，且存其旧也。(《述议》卷四，页50A)
    《古文孝经》曰：“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疾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後能事其亲。”《孔传》云：“五者，奉生之道二，事死之道三”。(27)这段《述议》正是围绕《孔传》展开。传文以居、养爲事生，以疾、丧、祭爲事死，於常理未安，故述议专就此问题有所辨析。从他所引王邵、刘焯对於这一问题的看法，即敍辞中“着作郎王邵始得其书”、“遂与焯考定讹谬”等盖非虚言，邵、焯皆谓此处传文有讹误，而刘炫则以礼学中以疾事爲死事之首爲说，认爲孔传亦可说通，故“且存其旧”。王邵、刘焯皆爲当时人，刘炫明引其说，可知《孔传》之重现，以及《述议》之作，应无僞造之理。
    《孝经述议》在隋代中期撰成之後，以刘炫的学术地位推测，此书应有一定影响。而且，上文已言，《古文孝经孔传》在刘炫的推动下被列入官学，则专解此传的《孝经述议》在当时官私学中亦当多有流传。《旧唐书·经籍志上》、《新唐书·艺文志一》均着録有此书全帙，可知至晚到唐开元年间，《孝经述议》尚无亡佚之事。
    然而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先後两次亲撰《孝经注》，并颁定官行，彻底改变了包括《孝经述议》在内的一大批《孝经》古注的命运。在《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以及宋代的各种私家书志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孝经述议》的着録，各种类书、经传、史志中也极少提到这部书，惟一的例外是邢昺所编的《孝经注疏》。但是，《孝经注疏》既然是以唐元行冲的《孝经疏》爲底本，而宋代史志目録以及其他图籍中又从未提及《孝经述议》，则见於《孝经注疏》中的那些零星引用《述议》的文字很有可能正是从元行冲《孝经疏》中照録而来的。这可以从唐玄宗的《御注孝经序》中得到印证：
    韦昭、王肃，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又次焉。刘炫明安国之本，陆澄讥康成之注。在理或当，何必求人？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