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述议》引书的校勘价值
    刘炫《孝经述议》残卷的重现，对於推动《孝经》学以及中古经学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帮助，限於篇幅，这里仅就《孝经述议》在文献辑佚、校勘方面的作用略作申述。《述议》在论述的过程中曾徵引各类古书，这些引文中有不少均具有辑佚和校勘价值。
    首先，《述议》引书中原书已佚，且不见於传世他书者，兹举数例如下：
    1.《别録》云：《孝经》之名，曾子所记，盖闻孔子然後成之。(《述议》卷一，页13A)
    2.《别録》云：文古文，称《大孝经》。焚书之後，河间人颜芝受而藏之，汉氏受命，尊尚圣道，芝子贞乃出之民间。建元初，河间王得而献之。(《述议》卷一，页14A)
    按，此段刘向举出“《大孝经》”一名，爲後世文献所不载，当系颜贞本自题之名，未知何据。而佚文提供了两条重要的信息值得注意：其一，是今日所谓的《今文孝经》，在汉初出现时，也是以古文的面貌呈现的。关於这一点，王国维在论及伏生所藏《尚书》残篇时曾指出：“伏生所藏，爲秦未焚书以前写本，当是古文。其传授弟子，则转写爲今文。壁藏之本，当时已视爲筌蹄，不复珍惜。当欧阳、大小夏侯之世，盖已不复有原本矣。”(48)现在看来，《孝经》的情况与《尚书》非常相似，由於诸经文本多焚於秦火，因此汉初复出的家藏《孝经》，实爲先秦古本，其文字自然爲古文。更重要的是，藏书的颜芝、颜贞父子并未以此书传习弟子，而是将其献於河间王，又由河间王献於中朝後，始经诸博士读、说而传习於天下。换言之，从本质上说，颜贞所献此本《孝经》与晚出的孔壁《孝经》同爲古文、同无先秦师学传统，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一致的。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西汉的《孝经》学整体都属於没有师学传统的“古学”范畴，这是它与虽然据古文本传授，但自有先秦师承的伏生《尚书》学性质不同的地方。只是因爲後来颜贞本爲诸博士传习，进入官学，遂被纳入“今学”范畴，而孔壁本未入官学，故与孔壁《尚书》、《逸礼》等共具“古文”之名。不过，较伏胜壁藏本《尚书》幸运的是，颜贞本《孝经》因爲入藏中秘，因此其古文原本至刘向校书时仍然见存，故此刘向称之爲“文古文”，并载之於《别録》。《述议》所録的这条异文，爲我们认识汉代《孝经》学以及今古文经学的划分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这段佚文提供的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则是，确认了河间献王曾经献书汉朝的事实。由於在此前我们所见的文献中，关於河间献王献书汉朝的记载最早出现於隋唐之际，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序録》即云“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49)而《隋书·经籍志一》亦言“又有古经，出於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50)但在《汉书》、《汉纪》等较早的文献中，并未看到河间献王献书中秘的明确记载，只是言“献王来朝，献雅乐”。(51)因此，近来，颇有学者质疑河间献王献书的真实性，有的学者即认爲“河间献王献书一说，或自魏晋据《汉书》献雅乐事臆测，爲无根之谈”，(52)但《述议》所引的这段佚文出自对汉世典籍流传最爲熟稔的刘向之口，可证河间献王献书汉朝之事并非後人之臆测，而是於史有据，应爲可信。
    3.《孝经援神契》云：孝，和也。(《述议》卷一，页8A)
    4.《援神契》云：制命纪表，道以立，若有毁宝命者，孔不已。宋均云：《春秋》、《孝经》虽遇秦，犹有存者。(《述议》卷一，页14A)
    按，据《隋书·经籍志一》，《孝经援神契》七卷，宋均注，(53)则此所引当爲宋均注本。
    其次，《述议》的一些引文可以帮助我们校勘今传世本文献之脱误，亦举数例如下：
    1.《孝经鈎命决》云：孝，畜也。畜，养也。(《述议》卷一，页7B)
    按，汉刘熙《释名·释言语》引《孝经说》：“孝，畜也。畜，养也。”然《孝经说》之名不见於史志。毕沅《疏证》云：“此所引《孝经说》盖《孝经纬援神契》之文，曰：‘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义’。”(54)毕沅未见《孝经鈎命决》，又因爲《孝经援神契》有佚文与“孝，畜也”语意相类，故以爲刘熙之引文乃化自《援神契》。今据《孝经述议》引文，可知此句实当出自《孝经鈎命决》。《鈎命决》笼统地将“孝”理解爲畜养，至下文所举的《援神契》则将“孝”按照人的层次分化爲五等，将“畜也”归类於“庶人孝”，这之间的差异亦值得注意。
    2.《援神契》又云：孝者，就也，度也，誉也，究也，畜也。(《述议》卷一，页8A)
    按，唐释法琳《辩正论》引此句，称出自《鈎命决》。(55)明《孝经大全》据《辩正论》引此文，亦云出於《鈎命决》，(56)然《旧唐书·礼仪志七》引卢履冰疏云：“按《孝经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泽及万物，始终成就，则其亲获安，故曰就也。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诸侯居国，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则其亲获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誉，誉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满，能无恶称，誉达遐迩，则其亲获安，故曰誉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审爲义。士始升朝，辞亲入仕，能审资父事君之礼，则其亲获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义。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则其亲获安，故曰畜也。”(57)则卢履冰以“五孝”之说出於《援神契》，两者皆爲唐人所引，未知孰是。今得刘炫引书，可证卢说不误而法琳实误也。
    3.《家语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书《孝经》、《尚书》及《论语》。(《述议》卷一，页20B)
    按，关於孔子襄所藏壁书，据传世各本《家语後序》记载，子襄“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语》、《孝经》、《尚书》及《论语》於夫子之旧堂壁中”，(58)若依此说，则《孔子家语》乃出於孔壁，当与《孝经》、《尚书》、《论语》等同出於鲁恭王之坏孔壁，而孔安国也当是据此孔壁本整理成四十四篇本《孔子家语》，但这显然与该序下文所言孔安国自己将孔子所遗事语“集録爲《孔子家语》”，以及该序前文言孔安国所据文献乃来自京师诸公卿之手的说法不合。(59)明清学者如何孟春、郎瑛等皆据此怀疑是序乃王肃僞造，故致前後矛盾。(60)但亦有学者认爲此处“《家语》”二字系後人妄加，如孙志祖《家语疏证》即引徐鲲之说，认爲“此‘家语’二字後人妄加”，(61)张固也等先生认爲这里的“语”字是衍文，系後人因《家语序》而在“家”下妄加一“语”字。(62)杨朝明先生则认爲“家语”二字“乃是‘孔子家的言语论说书籍’的一个泛称”、“它包含了被壁藏的《孝经》、《尚书》以及《论语》之类的所有材料”，因此“序文中并没有说子襄壁藏的书籍中有《孔子家语》”。(63)总之孰是孰非，实难考定。幸运的是，这部《孝经述议》恰到好处地引用了这段文字，而刘炫所处的年代早在北朝、隋初，他又是当时的硕学鸿儒，其所见到的《孔子家语》版本很有可能是当时的精善之本，较今传世各本价值绝高。是书引此段作“家书”，不仅文气贯通，而且与上下文符合，当爲此《序》原貌，今传世各本实皆讹“书”字爲“语”。据此，自明代以来关於《孔子家语》究竟是否爲壁中所出的争议便可尘埃落定：《孔子家语》确非孔壁所出，乃系汉世所流传之散篇重新撰集编次而成。(64)
    4.《史记》注云：金马门旁有铜马，故谓之金马门。(《述议》卷一，页20B)
    按，自南宋黄善夫本而下，此句今传世各本《史记》，皆见於《滑稽列传》的正文之中：“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65)而刘炫引文则称此句出於“《史记》注”，结合上下文，笔者以爲似以刘炫所引爲信。据《隋书·经籍志二》记载，隋唐之际流传的《史记》版本共有两种，一种是一百三十卷的《史记》白文本，另一种是八十卷的裴駰注本。(66)白文本在《旧唐书·经籍志上》、《新唐书·艺文志二》中犹见记载，(67)至《宋史·艺文志二》中则无，可知亡佚於唐宋之际。而裴駰注解本，在《旧唐书·经籍志上》、《新唐书·艺文志二》中均着録爲八十卷，至《宋史·艺文志二》，则着録爲一百三十卷本。(68)关於这一点，现存的北宋真宗景德刊本、仁宗嘉佑刊本《史记集解》皆可爲证。而根据这一变化，我们可以推知，北宋初年所刊的《史记》，其底本选择的乃是裴駰注解本，而其卷次则根据白文本进行了重新调整，这是裴注《史记》在版本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变易。而从南宋时期的黄善夫本看来，至晚到南宋时期，又出现了羼合《裴注》、《索隐》、《正义》三注的一百三十卷本《史记》，其分卷与北宋刊本《史记集解》完全相合，应是在《集解》本的基础上将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加入正文之中。但从三注的插入方式来说，《索隐》和《正义》都是以“索隐曰”、“正义曰”的体例引入注文，而裴駰注则并无引语。据黄善夫本《五帝本纪第一》卷下的注文云：
    裴駰曰：凡是徐氏义，称徐姓名以别之，余者悉是駰注解，并集衆家义。(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