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注《孝经》既然已经参考刘炫《孝经述议》，则元行冲爲之作疏，亦必然会徵引《述议》爲之解，邢昺照録《孝经疏》，故《述议》之片甲鳞光得以留存，而马国翰所辑佚之一卷本《孝经述义》，主要也就是从《孝经注疏》而来。
    既然《孝经述议》在唐末五代即已亡於中土，则该书之传入日本，亦当不晚於隋唐五代。日本清和天皇在贞观二年十月的诏令中提到《古文孝经》时说：“此间学令，孔郑二注爲教授正业，厥其学徒相讼，盛行於世者，安国之注，刘炫之义也。”(29)清和天皇的贞观二年相当於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可知至晚在公元860年前，《孝经述议》已经传入日本，(30)并在士人中影响广泛，其传习之盛，甚至在《孝经郑注》之上。又据李学勤先生介绍，现存最早的日本《古文孝经》抄本，即出土於胆泽城的《古文孝经》漆书残卷被遗弃的时间是9世纪後半期，而其抄写时间据日本学者监定，在奈良时代中期至後半期，也就是说属於8世纪中叶以後的写本。(31)由此可知，《古文孝经孔传》本传入日本的时间，大抵应在隋末至中唐，与《孝经述议》传入时间十分接近。《孝经述议》本爲《古文孝经孔传》而作，两者相辅相成，或者同时传入日本，亦未可知。
    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着録有《弘决外典钞》一书，乃日本村上天皇之子具平亲王所作，该书作於日本正历二年，即宋太宗淳化三年(992)。据杨守敬称：
    至於具平注中所引，如葛洪《兼名苑》当出於《和名钞》。麻果、韩知十、郭知玄、祝尚丘等之字书，疑出於《东宫切韵》、《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顾恺之《启蒙记通玄》、贾大隐《老子疏》、周弘正《庄子疏》、刘炫《孝经述议》，皆古书之罕见称引者。(32)
    可见到宋代初年，虽然中土已无《孝经述议》，但此书仍在日本士人间传习。但是，由於御注《孝经》在中土颁定之後亦传入日本，并得到了日本朝廷的认可，成爲新的官学，(33)《孔传》和《述议》的流传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该书在日本遂逐渐湮没。据胡平生先生介绍，今京都大学所藏残卷乃1942年日本国宝调查委员武内义雄博士在舟桥清贤家中清理其所藏的古籍时发现的。(34)而据严绍璗先生探访，此本乃“世上惟一存本”，(35)则可知此书在日本亦曾被视爲亡佚，其两亡而复得，实在值得庆幸。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即曾在日本广泛流传的佚名文献《孝经直解》与刘炫《孝经述议》之间的关系问题。(36)题名爲《孝经直解》的着作，就笔者所知，共有三种，其一爲元代贯云石所作，所据爲今文《孝经》，乃是用元代白话逐句翻译《孝经》，爲研究近代汉语的学者所重视；其二爲清代四川双流刘沅所作，《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书“所解直诂本文，故名直解。解後间附论辨，自畅其说，不爲旧解所拘”；(37)其三则爲本文所论的流传於日本的佚名文献《孝经直解》。就笔者所知，是书最早的钞本出现於日本天文二十三年(1554)，其本今藏於日本细川开益堂，而弘治年间(1555-1558)、永禄三年(1560)、永禄十二年、天正五年(1577)亦均有钞本或影钞本存世。(38)此外足利学校还藏有古写本两种，其时代亦当在室町时期，(39)据吾田资坦氏云，此书原爲全帙，但至晚到天明九年(1789)，除了孔序部分的《直解》外，其余各卷均已佚失：
    足利学校昔藏其书，今也则凶矣。吾幸得其《序》解而藏之。(40)
    据笔者目验，包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两种藏本在内的各种传世本《孝经直解》，虽然其书卷前题名爲“孝经直解”，但仅有《孔序》部分存在“直解”，正文部分则均爲《古文孝经孔传》而已，可证吾田资坦所云“凶矣”并非虚言。《孝经直解》一书大概在16世纪、至晚在18世纪末的天明年间出现了严重的亡佚，除了《孔序》部分得以留存以外，正文部分全部佚失，今传各本都是以原《孝经直解》的《孔序》部分配补《古文孝经孔传》的正文而成。因此有些传本，如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所藏室町时代古抄本中的一种，就将全书的题名作“古文孝经”。(41)
    由於这部书并无署名，因此，关於其作者，历来存在疑问。天正五年(1577)钞本的天头有这样一段文字表明了抄书者对於该书作者的推测：
    《直解》者，汉刘炫爲之，世或汉蔡邕作之《直解》，此说误。(42)
    而东洋文库所藏古钞本的天头上更有关於这一问题的简略分析：
    此《直解》者，魏刘炫所作，何以知之？《左传正义》谤贾谊、服虔之体少似之，故曰炫直解也。(43)
    看来，抄书者对於该书作者的判断，完全是出於对文气语体的辨识，而天明九年(1789)藤田一正《古文孝经直解跋》对於该书作者的推测，由於抓住了注文中出现“炫以爲”的直接证据，乃显得更爲可信：
    卷首有解子国序，题曰《古文孝经直解》，不着作者姓名，然其文有‘炫以爲’云云，则盖光伯之所着也。
    藤田一正还曾就这一问题质诸江户绵引子周：
    子周氏复书曰：吾质诸吾田资坦，资坦曰：“《孝经直解》，刘炫所着无疑矣。”(44)
    事实上，我们将《孝经直解》与《孝经述议》的残卷相比照，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直解》的注文皆出於《述议》，但无论是两书的体例，还是内容的繁简，都存在很大差异。就体例而言，今存《述议》两卷体例略有不同，卷一乃是先分段抄録孔安国序文，再以“议曰”领起述议，而卷四则不抄録经注原文，只是以“某某至某某”的形式标出起止，接着再以“议曰”领起述议，与《五经正义》的体例十分接近。笔者在下文将会提及，卷一与卷四并非同出一本。因此，我们认爲卷四的体例应当是“述议”的原貌，而卷一则是抄録者爲了自己阅读的方便，将“某某至某某”的标起止改爲孔序原文。关於这一问题，笔者将有专文探讨，这里不再详述。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卷一还是卷四，其体例与《孝经直解》都完全不同：《直解》的体例，就笔者所见的《古文孝经孔序》部分看来，乃是将注解以双行小注的形式直接羼入正文之中，如首句“孝经者，何也”，即在“孝”字下插入“事亲之名”，在“经”字下插入“事亲之书，论孝之经”，而“何也”下面则并无注解，直接连到下句“孝者人之高行”，再插入双行小注“爲孝是行之高者也”，既没有“议曰”二字领起，也没有标起止的短句，与《述议》差异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