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的论证
    （一）
    考虑到《千目》与《志稿》关系虽然密切，但又并不完全是两部相同的书，再加上《千目》在後世流传的过程中多有增补、《明史·艺文志》的编纂是一个变化甚大的过程，就不难理解单纯地依靠条目及小注的多寡，是不能很好地解决它们之间关系的问题。笔者以爲，比起关注两书之间一些信息的有无，考察它们对相同信息的不同归置处理，反而更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实际上，《千目》与《志稿》很多相同的条目在排列次序与所属类目上的确存在着差异，这就爲我们进行比较，从而说明《千目》与《志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在此，我们顺便要附说的是《志稿》与《千目》的版本。据张明华先生分析，《志稿》现在已知的至少有三个抄本，即黄虞稷在史馆的上呈稿、朱文游藏本和朱彝尊藏本（35）。我们已经证明日藏黄氏《明史·艺文志》就是黄虞稷在史馆的上呈稿。很显然万本《明史·艺文志》和上呈稿是一致的。同时，卢文弨《千目》中的黄《志》校语与日藏抄本、万本《明史·艺文志》也十分一致，而卢氏用的是朱文游藏本，可见上呈稿与朱文游藏本也十分接近。至於朱彝尊藏本，朱氏的《潜采堂书目》第四"独"字号着録"《艺文志稿》十四本"（36），其《经义考》内多引"黄虞稷曰"，其中既有《千目》的内容，也当有《志稿》的内容（37）。
    至於《千目》的版本，稍涉复杂。此处仅略述几个现存较早的本子。《千目》在清代没有刻本，皆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甚至到清末学者都难得一见。章钰曾给缪荃孙的信中说："《千顷堂目》爲《明史·艺文志》所本，最关考订，皆闻名而未见，如能设法借示，尤爲切盼。"（38）可见一斑。现在可知，存在较早的本子是朱彝尊藏本，朱氏所藏後来被杭世骏从朱氏後人手中购得。杭氏藏本後又被吴骞所收藏，此由鲍廷博从苕商手中代购的。需要指出的是，此《千目》流传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杭世骏、吴骞等都曾做过增补。吴骞还过録了卢文弨的校语。此书现藏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大陆的研究者颇不易见。所幸的是国内有铁琴铜剑楼藏常熟王振声用知不足斋抄本迻録卢文弨、吴骞本。又近年，《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甲库善本丛书》据胶卷予以影印吴本原书，但缺第二十四卷，且校语多有模糊之处。另外较早的本子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千目》，成书於乾隆年间，是书前提要末云："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39）此书爲浙江巡抚采进本，杭世骏即是浙江人，可见该本和杭氏当有很大的联系。又考杭世骏所作《千顷堂书目跋》在"戊辰六月"，爲乾隆十三年（1748）。《四库》本《千目》中已经把杭世骏的增补内容吸收进去。至於卢文弨、吴骞的校语，出现较晚，没能采入。但是，《四库》本《千目》，和其它徵入《四库全书》中的书命运一样，凡有违碍之处多有篡改，如凡钱谦益的作品，皆去其姓名。当然讹脱误衍等问题更不在少数，在此不再详细叙述了。
    用吴骞本、《四库》本《千目》与日藏黄氏《明史·艺文志》、万本《明史·艺文志》比对，发现很多错误是相同的。这些错误之处又可分爲因原本误而误与因形似抄写而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比如郑期桢《尚书揆一》，吴骞本、《四库》本《千目》同。据《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四"尚书揆一"条所言"明邹期桢撰"（40）。可知"郑"字爲"邹"字之误。再比如闻人铨《饮射图解》一卷，吴骞本、《四库》本《千目》同。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四"南畿志"条、殿本《明史·艺文志》及《经义考》"饮射图解"条，可知"铨"字当做"诠"。还比如车尔正《漕河总考》四卷，吴骞本、《四库》本《千目》同。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五"治河总考"条，可知作者当爲"车玺"。如此情况，不爲少数。由此也可见《四库》本《千目》所出现的这些错误，并全非四库馆臣、抄手的手误，当是因其底本而误。
    这样爲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就同时取吴骞本、《四库》本《千目》与日藏黄氏《明史·艺文志》、万本《明史·艺文志》相较。经笔者比勘，发现两书一些相同条目所属类目有所差异，同一类目中相同的条目位置排列有所不同，如果这些不同之处，整体上有明显的优劣之分，以後出转精的一般规则解释，似乎可以说明孰先孰後的问题。下面我们依次论证。
    （二）
    在《志稿》与《千目》中有些相同条目分属不同的类目，整体上前者优於後者。对於群书分类的作用，章学诚曾说："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41）群书分类能够起到这样作用，前提是对所着録的每一部书按照内容进行正确的归类。《千目》与《志稿》四部之下的小类变化甚小，最主要的区别是排序的不同（42）。在没有产生新的小类的情况下，对於一些条目所处类目的调整，显然编纂者有所考虑。此种差异，卢文弨用《志稿》校理《千目》的时候，多有言及（43）。我们现摘出上古本《千目》所出的卢氏校语与此相关的一些例子：
    1、刘诚《风雅遗音》，此目又见集部总集类诗，卢校云：《志》入总集。
    2、《大明集礼》五十三卷，卢校云：《志》入仪注，作五十卷。
    3、《经义模范》一卷，卢校云：《志》入志举，乃明杨盛着。
    4、李长春《纂修熹宗七年都察院实録》十四卷，卢校云：《志》入编年。
    5、朱右《三史钩玄》又《历代统记要览》，卢校改列此目入编年类王行後。
    6、《太祖御制爲政要録》一卷，卢校云：《志》太祖御制尚有八书，今七书见儒家，惟《宗藩永鉴録》未见。
    7、《大明会典》一百八十卷，卢校云：此前又有六条，《志戒》、《臣戒》入刑政，《君鉴》等三条入儒家。《历代公主録》未见，今补後。
    8、刁包《辨道録》四卷，又《潜室劄记》二卷，卢校包下有《斯文正统》十卷……并云：《志》在此，不当入接总集。按此见集部总集类文。（44）
    在这些校记中，卢氏极少像第8条那样对所发现的歧异现象表示态度。通过认真校勘，卢文弨得出"原书体例甚好"，而《千目》"杂乱无序"的客观结论（45）。但他对於《志稿》与《千目》之间关系的推论却违背了逻辑。他失误的原因主要是对於《千目》地理和别集两类有很多条目多於《志稿》，却又十分杂乱，而无法理解产生的。卢氏甚至认爲是商贾所爲，更不符合事实。这个下面还将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