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的是，西域诸国官吏虽佩汉之印绶，但官号大多是各国原有的（61）。《汉书·西域传》所见属都护诸国的官号中，若干与汉官号颇相类似，可能是原有官号的义译。特别是所谓“辅国侯”（62）；“国”应指该侯所在国，不可能指汉朝。但有些官职可以认为是在归汉后设置的，如“击胡侯”、“胡侯”、“胡都尉”、“击胡都尉”、“击胡君”，“胡”指匈奴无疑。
    诸国官号中饶有趣味的是鄯善国的“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龟兹国的“击车师都尉”，焉耆国的“击车师君”以及莎车国的“备西夜君”等。按理诸国均属汉，不应相互攻击，即使事实上有靡擦，亦不应公然设官置吏。因而有人认为“击车师君”和“击车师都尉”均由汉设于郑吉击车师时（63）。果如说者所言，车师附汉之后，这些名号便该取消，更不应授予印绶。如果说保留这些名号是汉为了褒奖击车师有功的鄯善、焉耆、龟兹人，那么“备西夜君”又作向解释。有鉴于此，我认为，这些名号均系各国原有，其中“击车师君”之类汉与之击车师很可能并无关涉。这些官号反映出上述诸国归汉之前的相互关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诸国官吏多为自行设置，汉并未过多地干与。
    又，焉耆国有“归义车师君”一号，也是很有意思的。据《汉书·匈奴传》：
    会西域车师后王句姑、去胡来王唐兜皆怨恨都护校尉，将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语在“西域传”。单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书言状曰：“臣谨已受。”于是诏遣中郎将韩隆等使匈奴，告单于曰：“西域内属，不当得受，今遣之”。“乃造设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结合同书“李广利传”所见广利责龟兹受弥质一事，可知西汉历来不能容忍属国间相互受降。平帝时“造设四条”不过是对匈奴进一步明确而已。因此，或以为焉耆的“归义车师君”应为车师人为降汉者，封为归义君，而处之于焉耆（64）。这样解释，虽亦可通，但未尽妥贴。一则很难说明何故将归汉的车师人置诸焉耆，二则车师归汉后，“归义车师君”理应取消，何故反授予印绶？有鉴于此，我认为“归义车师君”应为归降焉耆的车师人，其事早在焉耆、车师归汉之前，故在归汉之后，这一官号仍能保留。虽然早在武帝太初末，西汉已宣称西域诸国皆已臣属汉，但焉耆、车师事实上归汉，均在宣帝神爵二年以后。
    当然，西域诸国官职亦有降汉后新置者，明显的例子如车师前王国的归汉都尉、通善君、乡善君等。以上不过强调诸国官号大多为原有的，说明诸国在这方面尚有自主权而已。
    顺便说一下，车师后城长国和车师都尉国亦必未为汉人所置，至少不能肯定两“国”的最高长官不是车师人（65）。盖西域诸国官职原有“城长”和“都尉”，而“车师都尉国”很可能在车师的“归汉都尉”管辖之下。
    要之，西域诸国人种、语言各异，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活、生产方式也不相同，宗教、习俗差别又很大，再加上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西汉要实行有效的控制，势必依靠各国原来的统治者，即所谓“以夷治夷”。而授予各国王侯下以印绶，明确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既能收笼络人心之实效，又符合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可以说是必然采取的具体措施。
    7.西域都护的设置：不言而喻，要有效地控制西域，全靠以夷治夷是不够的。西域都护及其前身使者校尉，以及戊己校尉等汉官的设置，在西汉经营西域的过程中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有关问题，我已有文专论，此处不赘。
    （二十一）
    西汉与西域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张骞西使大月氏主西域都护正式建置。在此期间，西汉与西域诸国彼此的了解日益加深，接触日益频繁。随着西汉势力的西渐和匈奴势力的衰退，西域诸国，特别是帕米尔以东诸国，逐步被西汉控制，成为西汉的属国。
    就西汉经营西域而言，这一阶段又可分为武帝时代的经营和武帝以后的经营。
    武帝时代的经营最初以外交手段为主，张骞使大月氏，使乌孙，张骞所遣副史出使身毒等国，以及事西南夷求通大夏道，均属此类活动。除了断匈奴右臂以外，这些外交活动的目的是使大夏、大宛、安息等与中国同俗的大国来朝。
    由于张骞两番西使均不得要领而归，出使诸国的汉使受到当道小国、匈奴骑兵的遮击、劫掠，所谓“大国”又以去汉远，汉兵不能至，骄不逊，苛待汉使，武帝改变方式，以武力为外交开辟道路。
    武帝用兵西域，首择楼兰、姑师为目标，接着以大宛为目标，虽然各有具体原因，但前两者为当道小国，后者为去汉远的“大国”，或有其代表性。而楼兰、姑师之役后二年，乌孙便遣使献马求尚汉公主。大宛之役后，不仅沿途小国多使使人献，汉且使使十余辈主宛西诸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代宛之威德。”
    楼兰、姑师之役后，汉列亭障主玉门；伐宛之后，更自玉门列亭障主渠犁以西，并设使者校尉于轮台，屯田积谷。从此，西汉的西域经营有了真正的据点。
    武帝以后，西汉经营西域依旧是“恩威并施”，而用兵的重点在同匈奴争夺车师，这显然是为了最终断匈奴之右臂；终于以日逐王降汉为契机，第一次同时控制南北道诸国，设西域都护总领其事。
    应该指出的是，征和四年，武帝下“哀通之诏”，否决桑弘羊关于屯田轮台以东的建议，试图转变元狩、元鼎以来开边兴利的政策。昭、宣时期，西汉政府实行武帝晚年的政策，与民休息。但是，在西域经营方面却似乎并未中断，始终是一种进取的姿态。昭帝元凤四年，用桑弘羊前议，命赖丹田轮台。同年，又遣傅介子刺杀楼兰王，以后又改楼兰国名为“鄯善”，并屯田伊循。宣帝即位伊始，就发兵十五万骑，与乌孙合击匈奴，以后又与匈奴反复争夺车师，因分立大小昆弥，“汉用忧劳，且无宁岁”。这一切都表明，在第一阶段，西汉对西域政策一贯是积极的，并没有受武帝“哀痛之诏”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西域都护正式建置主平帝即位。在此期间，西汉在西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政令颁行。除置都护外，最主要的有二件事，一是授予诸国王、侯以下印绶，二是设戊己校尉专管屯田。
    第三阶段自平帝即位主都护但钦被杀。在此期间，西汉在西域的统治渐趋瓦解。盖元帝时，西汉社会已险象丛生；降至成帝，西汉王朝开始走上崩溃之路。哀帝即位以后，危机更加深重。这种危机在西域的端兆是平帝元始二年车师王姑句叛入匈奴事件。这一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唐兜事件，表明西域诸国对汉业已离心离德，而匈奴又重新对西域产生影响。但钦是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但钦被杀而汉不能征，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已完全瓦解自不待言。（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