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西域传》又载：“车师王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遣使上书，愿留车师王，备国有急，可从西道以击匈奴。汉许之。于是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后汉使侍殷广德责乌孙，求车师王乌贵，将诣阙，赐第与其妻子居。是岁，元康四年也。”
    今案：扶立军宿，令居渠犁，恰似地节三年匈奴扶立兜莫，东迁其众，都是力不从心的缘故。其实，复得“车师故地”的匈奴亦已精疲力竭。此时汉匈双方的形势，《汉书·魏相传》亦有记载：“元康中，匈奴遣兵击汉屯田车师者，不能下。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敢复扰西域。”相上书谏曰：“……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所谓“有善意”，正是衰弱的表现。匈奴如此，汉亦困难重重，用巍相的话来说：“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于动兵。”这便是汉罢车师屯田的原因。
    嗣后，据《汉书·宣帝纪》，神爵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骑都尉迎日逐破车师。”今案：匈奴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于焉耆、尉犁、危须间，管领西域。日逐降汉，车师势孤，遂破。同书“郑吉传”载宣帝诏称吉“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知车师人曾抵抗汉军于兜訾城。以日逐降汉为契机，西汉与车师乃至整个西域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车师既破，据《汉书·西域传》，汉“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今案：胥鞬，疑与《后汉书·西域传》所见车师后部地名“且固”为同名异译（31）。北胥鞬或即后来且固城所在地。宣帝本始年间匈奴屯田车师，可能就在这一带。日逐王降汉之后，匈奴衰弱，不得近西域，于是汉将屯田北徙，以巩固对车师北部的控制。
    又，“胥鞬”与“莎车”亦得视为同名异译。盖车师本系塞人之一支，而塞人并非单一部族组成。虽然“车师”系Gasiani之音译，车师国人当以Gasiani人为主，但车师国内很可能还有其它塞人部族。“胥鞬”或“莎车”既可视为Sacarauli之音译，则车师国内有属于塞人的Sacarauli人亦未可知。“胥鞬”或因“莎车”（Sacarauli）人所居而得名。汉人田于胥鞬北部，故称“披莎车之地”。一般认为此处“莎车”为“车师”之误，似未安，盖“披车师之地”云云，可以说毫无意义（32）。
    又，汉于地节四年开始屯田车师，至元康二年罢。当时所屯，或在交河城附近。前引《汉书·西域传》文称“汉田卒少”，不能当来攻之匈奴，“保车师城中”，“车师城”应即交河城（33）。交河城附近的屯田，直至元帝时才恢复。《汉书·西域传》：“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而据同书“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由此可见，前文所谓“徙屯田”，所徙者渠犁之屯田。
    上述“前王庭”即交河城，本为车师国王治，车师分前后国后，为前王庭。《汉书·西域传》称：“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准此，车师之分前后王，在郑吉并护北道之前。但揆情度理，车师之分前后，果系汉人所为，则不可能在独护南道之时。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未尽殄”的姑师人于元封三年北迁后，首先分裂为车师和山北六国，其中车师在神爵二年之后再分为前后王国。神爵二年之前，史籍不见车师前后王的记载也可为证。车师之分前后，固然是汉人有意分而治之，但其实已兆端于匈奴、西汉分立兜莫、年宿为王之时。在某种意义上，汉人不过承认现实而已（34）。
    车师属汉后六十余年，据《汉书·西域传》，“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院。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系之。姑句数以牛羊赇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谓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气也，利以用兵。前车师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今久系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时去胡来王唐兜亦亡降匈奴，王莽乃遣使告单于“西域内属，不当得受，“单于谢罪，执二王以付使者。”莽“诏下会西域诸国王，陈军斩姑句、唐兜以示之。”
    “后王国有新道”，说者多以为“后王国”系“前王国”之误，而徐普召后王姑句“使证之”，乃因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前部之事由后王暂摄的缘故（35）。今案：《魏略·西戎传》载：“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由此可知，徐普欲开之道确在前王国（36）。但是，若指姑句为后王，则至少有以下几处不合：
    1.前王被杀，上策应为另立亲汉的新王。令后王兼摄前部之事，前所未闻，以后亦不见类似例子，既有悖于分车师为前后国之本意，计必不出此。
    2.新道既在前王国，暂摄其事之后王似无必要甘冒生命危险阻绕其开辟。
    3.“姑句家矛端生火”云云，似乎还说明姑句家在前王国。
    有鉴于此，我认为，不仅传文“后王国”系“前王国”之误，“后王姑句”且系“前王姑句”之误。而都护司马所杀者方为后王。
    又，徐普欲开新道，姑句不以为便，无非是因为新道既开，送往迎和，徭役不堪负担。于此可见，西汉之统治在车师颇不得人心。与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唐兜事件一样，姑句之降匈奴，也是西汉在西域统治趋于崩溃的信号。
    《汉书·西域传》又载：“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与其右将将股鞮、左将尸泥支谋曰：‘闻甄公为西域太伯，当出，故事给使者牛羊谷刍茭，导译，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护闻之，召置离验问，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埒娄城。置离人民知其不还，皆哭而送之。至，钦则斩置离。置离兄辅国候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是时，莽易单于玺，单于恨怒，遂受狐兰支降，遣兵与共寇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及狐兰兵复还入匈奴。”
    今案：五威将刚过，太伯复出，后王应接不暇，似乎其时徐普欲开之新道终于开通，且自高昌进一步伸向山北诸国（37）。牛羊谷刍茭及导译等，亦即前姑句以为不便之处。但钦以杀五威，不仅不能挽回、且适足以加速西域之瓦解。狐兰支既“举国”降匈奴，则匈奴“与共寇击”之“车师”，除后城长国外，应以车师前王国为主。大约从此后王国附属匈奴，而由于随后戊己校尉刀护被杀，其史陈良、终带胁略二千余人入匈奴，前王国亦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