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如前所述，西汉往赴北道诸国一度取道罗布泊西北，径渠犁－轮台西去，然而前引《汉书·李广利传》所载武帝诏却称“危须以西”诸国曾“合约”杀死汉使及身毒国使；所谓“危须以西”至少包括危须、焉耆、尉犁三国；论位置，三国均在渠犁之东，汉使西去或身毒国使东来，其实不必经过这三国。由此可见，这三国参与“隔东西道”，很可能是受匈奴唆使，或者径是驻在这三国的匈奴使者直接指挥的。
    据《汉书·匈奴传》，匈奴曾在危须、焉耆和尉犁三国间设置僮仆都尉，通过该都尉“赋税诸国。”同书“赵充国传”载：“间者匈奴困于西方（49），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这可以看作僮仆都尉运作之一例。
    僮仆都尉之设置，一般认为在武帝太始年间，亦即太始元年（前96年）先贤掸为日逐王后不久。在此之前，匈奴也许在三国间设有类似机构，前行武帝诏所见危须等三国参与“隔东西道”这一事实似可为证。
    宣帝神爵二年，日逐王归汉，僮仆都尉由此罢，而危须、焉耆、尉犁亦属都护。嗣后，据《汉书·辛庆忌传》，甘露年间，庆忌曾“将吏士屯焉耆”。所谓“屯焉耆”，一说驻屯而已，未必指屯田（50）。
    应该指出，神爵二年危须等三国归汉之前并非完全受制于匈奴。例如：据《汉书·西域传》，征和四年（前89年），开陵侯击车师时，曾发尉犁、危须国兵（51）。而车师太子军宿不愿为质于匈奴，亦敢往奔焉耆。三国在西汉与匈奴间“持两端”，也许从太初或天汉以后就开始了，即使在先贤掸设置僮仆都尉期间也不例外。
    《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52），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焉耆先畔，杀都护但钦。”据同书“西域传”，焉耆先叛，是由于“国近匈奴”。同传又载：“天凤三年（公元16年），〔莽〕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击骏等，皆杀之。唯戊己校尉郭钦别将兵，后至焉耆。焉耆兵未还，钦击杀其老弱，引兵还。”
    今案：据近年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所出简牍的研究，可知王骏的正式官衔当为“使西域大使、五威右率都尉”（75:103,78号简）。王骏于天凤三年十二月经过玉门千秋隧，翌年正月抵达大煎都候障，亦于此置幕府，调集军队，筹积粮秣（75:141,142）。王骏所率兵，皆由河西各郡征调，并分为三批到达敦煌大煎都候官（75:12,38,116），凡七千余人（75:102,51）。汉军分两路进兵，一路由王骏、李崇自将（75:7,90），约二千兵，自大煎都候障西出，经鄯善至尉犁，会莎车、龟兹、尉犁等西域诸国兵，兵七千余人，于天凤四年六月进击焉耆（75:102,55,7,90）。初战颇有斩获，曾向朝廷请赏（75:11,42），但旋即中伏败绩，又上书请罪，并求救兵（75:53,108,65,100）。王骏被杀，全军覆没后，李崇退守龟兹，上书请罪（75:88,106）。另一路，据《汉书·王莽传），“命佐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两人率兵五千，径“新道”，亦即径由车师，西南向击焉耆（75:91,109），于袭杀其老幼后，退守车师（75:80,110）。焉耆乃与匈奴连兵，攻车师（75:80,110），何封、郭钦等孤军奋战，备历艰辛（75:96,63,4），终因“粮食孚尽，士卒饥馁”，无法坚守，退入塞内（75:83;94）（53）。西汉与焉耆等三国关系至此断绝。
    （十八）
    渠犁、轮台以西，其余北道诸国中，我们只知道其中两国即龟兹、姑墨与西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是一麟半爪、难窥全豹。
    1.龟兹国。龟兹与西汉关系见诸记载的主要是赖丹事件。据《汉书·西域传》，李广利击大宛还军时，途经扜弥，闻知扜弥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乃遗使相责，并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以赖丹为校尉将军，屯田轮台以东，龟兹王用贵人姑翼谋杀赖丹，汉未能征。
    又据《汉书·傅介子传》：“龟兹、楼兰皆尝杀汉使者。……至元凤中，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因诏令责楼兰、龟兹国。……介子至龟兹，复责其王，王亦服罪。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这则记载表明，直至元凤中，龟兹依旧“持两端”，即同传所谓“数反覆”。而所谓龟兹“尝杀汉使者”，无疑是指枉弥太子赖丹。赖丹虽枉弥人，但既为汉所遣，无异汉使。凡杀汉使者，汉必加诛，故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不诛，无所惩艾。”仅因当时霍光无暇惩艾龟兹，龟兹王才得以不死。
    嗣后，据《汉书·西域传》，“宣帝时，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54）常惠“使乌孙”，指本始四年持金币赐乌孙贵人事。姑翼死后，赖丹事件才算了结。
    《汉书·西域传》接着记载：“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此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缴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议。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赢也。”今案：龟兹王因妻乌孙公主之女而亲汉，可以说是汉联姻乌孙的副产品，或非始料所及。其实，当时出现绛宾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偶然的。降至本始年间，汉文化早已渗入西域各地，而乌孙因与汉联姻，吸收汉文化自然最为便捷。龟兹是乌孙的紧邻，汉与乌孙使者往来又必须经由龟兹，龟兹深受影响，自不待言。绛宾“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爱其夫人”，不能说没有向往汉文化的因素在内，而“乐汉衣服制度”亦非始自元康元年之朝贺。
    龟兹既附汉，据《汉书·郑吉传》，吉迎降日逐时，曾发龟兹国兵。
    绛宾死后，据《汉书·西域传》，“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
    又据《汉书·西域传》，天凤二年，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等将莎车、龟兹兵征焉耆。后姑墨、尉犁、危须等均反，唯独龟兹不及。王骏被杀后，“李崇收余土，还保龟兹。”这与宣帝本始以降，龟兹大力吸收汉文化不无关系。
    又，《汉书·地理志》载上郡有“龟兹县”。师古曰：“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鉴于龟兹与西汉的亲密关系，师古之言或者不为无据，侨寄或归化之龟兹人当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