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武帝元封三年，汉军在破楼兰后，立即击姑师，俘虏其王。汉军所击姑师位于罗布泊西北。张骞首次西使归途曾经过该处，后来他使乌孙时又曾取道该处（22）。据《史记·大宛列传》，姑师使者曾“随汉使献见天子”。姑师也是较早和西汉发生关系的西域城廓国家之一。
    姑师被击破，其王被俘虏后，余众越过库鲁克塔克山投奔匈奴。史籍称此后占有博格多山南北的姑师为“车师”。（23）“车师”与“姑师”实为同名异译。
    为了打通西域北道，全面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西汉与匈奴曾反复争夺车师。
    《汉书·西域传》载，“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这是西汉第一次攻击位于博格多山南北的车师，故传文称“始击车师”。（24）这次攻击的目的主要在配合汉军在天山东端对匈奴的进攻。盖同年汉遣李广利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由于匈奴回援及时，汉军无功而回。
    《汉书·西域传》又载：“征和四年（前89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九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
    今案：《汉书·武帝纪》载，“〔征和〕三年……三月，遣贰师将军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通至天山，虏引去，因降车师。”知前引“西域传”“征和四年”应作“征和三年”。或以为马通所至“天山”即今时罗漫山，其实未至“车师北”，故车师之降与马通无关。“武帝纪”归降车师功于马通非是（25）。我认为，结合“西域传”“道过车师北”的记载，“武帝纪”所谓“至天山”未必专指时罗漫山，盖无法排除马通在到达时罗漫山后，继续西进、经过车师之北的可能性（26）。至于车师之降，固然是开陵侯率诸国兵围困的结果，但与重合侯军至天山，迫使匈奴兵撤退不无关系。“武帝纪”所谓“因降车师”不过叙述事情之因果，并无归功马通之意。
    又案：征和三年击车师的目的和首次相同，也是配合汉军在天山东端对匈奴的进攻。车师投降，或出乎汉意料之外。据《汉书·匈奴传》，“汉恐车师兵遮重合侯，乃遣陵侯将兵别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可知汉得车师后，并未驻守。汉军退去后，车师之地当复归匈奴。
    昭帝末，据《汉书·西域传》，“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时在本始三年。嗣后，据同传，“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盖自昭帝元凤年间楼兰附汉以来，车师对匈奴更为重要，势在必争。乌贵得立为王，无疑是得到匈奴支持的。而由于乌贵的亲匈奴立场，汉实际上又失车师。
    《汉书·西域传》又载：“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地节三年，“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车师旁小金附国随汉军后盗车师，车师王复自请击破金附。”（27）由于车师王乌贵降汉，汉又得车师。
    《汉书·西域传》又载：“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即留一侯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东奏事，至酒泉，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吉还，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今案：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以及郑吉田车师，均为地节四年之事，其余则不妨认为是三年秋以后之事（28）。汉田车师，说明汉已决心占有车师。
    又，《汉书·匈奴传》称：“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上分田车师地以实之。”按之同传有关记载，“其明年”应为地节三年，但“西域城郭共击匈奴”云云其实是地节二至三年间发生之事。“得其王及人众”，其实是得其王妻子，王乌贵奔乌孙。“汉益遣屯土分田车师地”应为地节四年之事。因而，“匈奴传”可补充“西域传”者为：地节三年，匈奴立兜莫为车师王，东迁其余民，郑吉遂于翌年遣吏士“以实之。”（29）
    《汉书·西域传》又载，汉田车师，匈奴深为不安，“遣骑来击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吉上书言：‘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顾益田卒。’公卿议以为道远烦费，可且罢车师田者。诏遣长罗侯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凡三校尉屯田。”
    今案：以上诸事、同书“匈奴传”记作：“其明年（地节四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后二岁，匈奴遣左右奥杅各六千骑，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者，不能下。”其中提到左右奥杅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结合“西域传”、“冯奉世传”有关奉世定莎车之乱的有关记载，可以考知时为元康元年。是年应即郑吉上书之年。而“西域传”所谓“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如结合“匈奴传”“后二岁”的记载，则应指元康元年至元康二年之事（30）。又，“西域传”既称元康二年乌孙大昆弥翁归靡因惠上书，知长罗侯扬威车师之年为元康二年。是年，汉罢车师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