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毛泽东是在谈哲学，所以举的主要是哲学著作。其实，讲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还应该举出别的一些著作。不谈具体的著作，这里讲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创造精神，是极可宝贵的。毛泽东那时就提出了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要适应新的需要、形成新的理论。为此，他作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重要成果，但是一些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好，“形成新的理论”的任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来的。
    邓小平也说得很透彻。他在1989年5月《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的谈话中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有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老祖宗不能丢，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条原则。因为我们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和目标，我们的世界观、历史观，我们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丢了老祖宗，就会丧失根本，就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
    同时，一定要有新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条原则。因为社会主义运动要适应新的需要，解决新的问题，就必须形成新的理论，用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新境界，就会停滞不前，也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说的就是这两个方面的道理。
    与“老祖宗”和“新境界”相联系，还有一个“新话”和“异端”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邓小平还说过：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新话，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十三大的新话，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四大的新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新话，都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都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为正确的，都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如果把讲这样的新话，都看作“异端”，看作“离经叛道”，我们还怎么前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