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新”：“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根本问题，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贯串整个邓小平理论、贯串这四个“新”的主题。新时期解放思想，归根到底，是在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解放思想；新时期近20年的历史进程，归根到底，是逐步搞清楚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要贯串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具有丰富的理论内容，集中到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或者更为凝炼地说：“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一切组织形式、政策方针，只要是有助于实现这两条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不断寻找和创造各种各样的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组织形式、体制、政策、方针、办法、措施……
    第三个“新”：“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世界发展和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邓小平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都是宽广的世界眼光。因为世界有了重大的新发展，时代有了重大的新变化，各类国家有了重大的新经历和新态势，邓小平理论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就得出新的科学判断和结论。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把“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摆在观察世界发展的突出位置上，摆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突出位置上。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过的。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所引起的社会变化、所提供的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手段的变化，而发展和变化，或者说，要提到当前时代的主题和特征上，提到世界文明成果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当代水平和前景趋势上，来进一步认识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报告把这个称为“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赶上时代，是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达到的目的。
    第四个“新”：“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什么叫形成理论，形成科学体系？正确地解决所研究的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基本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是解决“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不是个别问题），这就叫做形成了理论的科学体系。这是问题的实质，而不在于理论成果表达为怎样的具体形式。理论表达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因人因各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同而不同的。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展开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等一系列新的理论突破，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归根到底，又都是围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而展开，而贯通，而突破，而涵盖的。
    这四个“新”的统一，我认为可以说，就是“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科学论断的理论内涵。
    （四）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进程中，“老祖宗”和“新境界”的问题会经常遇到。
    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他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我们说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当时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