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主阶级自身更新与中国文化革新同步的可能性
    中国文化两千年来能在地主阶级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环境下不断地按照辩证规律向前发展，是因为中国地主阶级本身存在一种可以不断更新的机制。中国地主阶级不同于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封建时代贵族地主，不具有可以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门阀效应。当权者的地位差不多最多三世而斩，多数是及身而败。中国文化并不保护“万世一系”的政治利益和财产继承，而是提倡“有德者王”和“顺天者昌”。“无道之君”与“不义之财”，是人人得而诛之，人人得而夺之的。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石，无论是儒、佛、道都不对君主、权力、财产做绝对的肯定。因此，中国地主阶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分化得愈来愈小，数量也愈来愈多；少数人保持权力的时间愈来愈短，而多数人获得权力的机会愈来愈多；在权力轮换上，基本保持着当权派或在野派互相竞争的一种机制。
    科举当然是竞争机制的一个方面，但经常状态表现为意识形态解释与文化上的分野。由于地主经济是以获取超经济强制的地租为目的的，暴力手段是唯一可靠的手段，而政治权力则是暴力手段的可靠来源。因此掌握暴力手段的当权派的行为往往是与中国文化强调的方向相违反的，对意识形态的解释也是片面的。作为中国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基石的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做双向解释。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地主阶级才选中了它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在野派可以通过舆论，即东汉以来所谓的“清议”和各种文化手段；以及在朝中和社会上结党，即所谓的“朋党”，指责当权派的反道统因而亦即危害法统的不道德行为，争取权力轮换的机会。裁判者只有两种力量，一是皇权，一是暴力。皇权的选择失误，便导致皇权的被轮换；或出于当权派的暴力，或出于在野派引导下的农民暴力。
    文化革新不可能是皇权选择与暴力的结果。它可能适应当权派或在野派的意识形态导向，而成为一种手段，但政治权力不可能决定文化的走向。当权派必然要运用包括哲学、文学、艺术、教育与宗教活动等文化手段来巩固已经凝固为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前一阶段文化成果，是为御用文化，因而也必然缺乏更新的生命力。因为文化只有在不断改变现状的状态下流动，才能实现自身的存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在野派是永远不满现状的两种社会力量。反映他们的愿望与适应他们要求的文化表现，便可能形成文化革新的一种内容，但也不可能定型为某一种特定的社会力量或政治力量的附属品，它将继续为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要求服务，在时间与空间上不断流动，不断地融合与更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前此文化的发展与精品，总是与否定现状与否定当权派的政治潮流相适应的原因。所谓文穷而后工，人穷而后思变。文王囚而八卦作，左丘失明而有《国语》，太史公刑而有《史记》，王夫之困而有《遗书》。
    清代咸丰年间因对抗太平天国而崛起的湘军集团创业者们，是一个典型的地主阶级在野派社会集团。创业者成员的家世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没有尝试过政治权力为何物而又渴望获得政治权力的地主阶级社会的基层成员。曾国藩上溯五世不曾居官，郭嵩焘上溯五世内最高功名是贡生，左宗棠中举未中进士，一直愤愤不平。郭嵩焘四次进京会试始得一中，但选庶吉士后未及散馆即连丁双亲之忧返里，数叹命运不济。李鸿章与郭嵩焘是同年进士，未及受官即入曾国藩幕。只有曾国藩当上了礼部侍郎，任内即以四次疏谏朝廷用人制度不当获谴，旋亦丁忧返里。其他如王鑫、江忠源、罗泽南等人，也均饱读诗书，是对地主阶级意识形态作用非常熟悉的穷而不酸的秀才或训导。多是特立独行，能够独挡一面，重视实现自我价值的狂生和谔谔之士；而非随人俯仰，依附取容的乡愿和恂恂君子。中国地主阶级在野派知识分子在这个阶级已将走近它的尽头之际，仍能首先在湖南表现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一种非凡的经世能力，与中国文化新旧消长的时间和空间不平衡有关。湖南是周敦颐以来理学各派宗师们的故乡或第二故乡，作为理学处世核心的诚、敬精神，也就是专心致志、笃行实践的认真精神，代有发扬，不容否定。另方面，至少是清代以来，受当权派意识形态污染较少。清初的满、蒙豪族亲贵与汉人的鼎甲世家，多与湖南无缘。而嘉道以来，由林则徐等人结成的“宣南诗社”，是一个以地主阶级在野派经世致用意识相标榜的政治社团，其中湖南人比重最大。其著者如陶澍、贺长龄、魏源皆是。陶澍最欣赏胡林翼与左宗棠。胡是陶的女婿，左与陶结为亲家。而胡、左事业皆属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未闻得陶何种余荫。其后湘军集团政治实体模式中的湘籍“儒将”、猛将辈出及“无湘不成军”之谓，盖其余韵。
    这样联系，是为了说明湖南士子受地主阶级当权派那种狗苟蝇营、以权谋私、惟利是图、唯上是从的“存人欲，灭天理”的那种颠倒理学思想原则的意识形态影响不大，继承的多是林则徐那种“苟利社稷生死以，不因祸福避趋之”的原始理学思想原则。一经认定，不顾任重道远，务底于成，致有“湖南骡子”这般美矣哉的文化气廪。然而文化被作为意识形态应用以后，则可以因阶级或个人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的变化而转向。湘军创业者们一经转换到当权派地位以后，便不能再放任“与时乖”的反潮流精神来反对自己，而必须迅即与旧当权派的意识形态妥协，虽不会迅即合流，但必须容忍。曾国藩有意识地造就了这一过程，了无痕迹。而郭嵩焘由于个人地位转换不如创业者群体其他人那样顺利，便较难渡过这一“时间差”，而让他的“与时乖”表现，作为一种非现实的理想主义遗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