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郭嵩焘第一次事业高潮失败而论，恰恰就在于他不能耐苦这一点上。1853年7月，郭嵩焘与罗泽南率领湘勇1400人赴援江西南昌围城之中的江忠源，是湘勇首度出境作战之举，也是郭嵩焘是否能象曾、左、李这些人一样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考验。在围城期间，他运筹帷幄，策划攻守之宜，不逊他人。然而当他于10月1日，随江忠源率杂牌军2000人赴援九江，11日抵江西瑞昌又转而北援湖北田家镇；10月15日兵败田家镇半壁山，突围趋广济，23日抵湖北黄陂后，即离开队伍返回湖南湘阴老家。用军中术语，如果不算开小差，也算掉队了。何以故？就是因为山路行军，实在太辛苦了。在由田家镇败走湖北兴国途中“崎岖山谷，佶屈颠顿。居民避贼远徙，所过无得食，掘薯芋为粮，且食且行。土卒饥乏，中道偃息。公（忠源）亲下马导之行，日数十里不少息。”（注：《养知书屋文集》第17卷，第30页，《赠总督安徽巡抚江忠烈公行状》。）途中，忠源叹曰：“诚乱世耶，用使吾辈书生困惫至此。”（注：《养知书屋文集》第10卷，第1页，《与邓伯昭》。）看来江忠源这位书生下马与士卒共甘苦了，而郭嵩焘这位书生则可能未离马鞍。实际上，即使尚未至如此困顿时，郭嵩焘已想念居家时的安逸，要打退堂鼓了。因为在瑞昌途中，郭即有诗：“我家玉池颠，芋栗亦时稔。惊风吹浮埃，危世难高枕。横流得一障，誓往从箕颖。”（注：《养知书屋文集》第7卷，第7页，《奉呈江廉使忠源三首》。）“芬芳悱恻”矣，但难掩不耐吃苦何？。还是罗泽南比较从俗。败归后，其《合曾涤生侍郎会合》诗记曰：“筠车汉水回，我马吉水归，共知才不逮，誓各隐衡嶷”。（注：《罗山遗集》第2卷，第18-19页。）“才不逮”，即没那个本事也。
    自然郭嵩焘中途溜号这件不光彩的事是不便为集团以外人言的，所以同年11月22日，郭仍以援江西军功被保举特授编修。而咸丰年间军兴以来，以军功点翰林者，他是第一位。这就是他第二次事业高潮做京官的由来。肃顺党人兵部尚书陈孚恩在南昌围城期间曾与郭嵩焘共处两月，甚为相得，想必对位书生谈兵的头头是道颇感兴趣。于是又于1859年1月间奏保他与另一位边事专家何秋涛“通达时务，晓畅兵机，足备谋士之选。”（注：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遂入直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旋又随僧格林沁赴天津帮办军务，与闻“练兵、筹饷、制器械三事。”（注：《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六日。）郭嵩焘也就以军事专家自居，在外战中也高谈阔论起来，慢慢地就成了洋务专家。
    1859年10月，郭奉钦命踌躇满志地赴山东烟台等处海口查办厘捐事宜。这次他自以为是政绩不错，也“忍苦耐劳”了：“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各海口情形一一具载，并文移书檄及所定章程凡七巨册。两次焚疏告天，忍苦耐劳。”但是何以又“尽成一梦”？（注：《玉池老人自叙》。）原因是他在烟台越权在福山县设局抽厘，并擅自委派他的一位懦弱无能的同年旧识，当地士绅潘铭卣主持。结果因横征暴敛，商民聚众捣毁厘局，殴毙潘铭卣。僧格林沁本奉钦命派了一名副手李湘芬协同办理，但郭嵩焘只愿意带随员，不愿意有副使，不等会同李湘芬即行启程。所以后来郭嵩焘的一切行事，既未让李湘芬参与，也未与山东巡抚文煜会商，僧格林沁更不知情。郭嵩焘闯了祸，僧格林沁也只能如实参奏。结果，1860年1月“交部议处”，但也并未查办。郭本人却愤愤然，于是年4月称病返里，京官也不干了。曾国藩知道后自然不愿意失去这样一个朝廷内线，劝他不要急于辞官。这大概即是1861年曾国藩在所赠对联中委婉说他“忙里错”，要他“且更从容”的来源。而当时曾国藩表达得远为激烈。1860年7月30日与刘蓉书曰：“其赴山东查办事件，毅然自任，难免卤莽灭裂者。”（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1卷，第44页。）“卤莽灭裂”，就是蛮干的意思。9月15日，郭嵩焘就此事再致曾国藩说：“审知吾道之义必不可行也，而遂浩然以归。”（注：《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5册。）那就是蛮干到底了。
    志大才疏，不善“了事”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的核心成员间，对郭嵩焘志大才疏，不善治事这一点，形成共识。左宗棠说得就更刻簿一些。据胡林翼转告郭嵩焘的“左（宗棠）之论，谓德则公兄弟自一而二而三，以天定之序为定；谓才则公兄弟自三而二而一，以人事自下而上也。”按嵩焘三兄弟，嵩焘居长，仲弟昆焘，叔弟仑焘也。左宗棠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左曾与昆焘同隶湘抚骆秉章幕，深知昆焘治事之才胜过乃兄。“骆文忠移抚湖南，曾文正公奉命合水陆师东征，军资所出一倚左公及君（昆焘）营办。左公旋亦治师浙江。君内简军实，外筹天下大局。援江、援鄂、援皖、援浙、援粤、援滇、援黔、援蜀，征兵四出，随事缓急，闻警辄赴。”“每军出，转饷数千里，远输近委，未尝有匮，君一以任之。自湖南始被兵及粤匪之灭，十余年以一省之力支柱东南大势，君之力为多。”（注：《湖南历代乡贤事略·郭侍郎事略附郭京卿昆焘》，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