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郭嵩焘在湘军集团军事和政治活动中的表现：志大才疏，一位理想主义的实行家事业高潮四起四落
    郭嵩焘在湘军创业过程中的核心成员地位与关键性作用，李鸿章概括得最为简要得体：“曾国藩初以忧归，屡奉诏旨敦促。该（郭嵩焘）侍郎以事关大局，不容预计利钝，手书面请，至再至三。曾国藩感其至诚，后每与臣言，未尝不叹其笃挚悱恻能任事也。左宗棠初中危狱，以该侍郎之力得全，遂至显用。戡定以来，论武勋者盛称曾国藩、左宗棠，而二臣之起，则该侍郎实推挽之至。”（注：李鸿章：奏请为郭嵩焘赐谥立传《胪陈事实疏》，见《玉池老人自叙》。）“予（李鸿章）与公（郭嵩焘）同岁，生交夙也。继从文正于祁门，一旦有所怫，驰去。公挽予于江淮之间，责以干时之重。大义相许，其忍弭忘？”（注：李鸿章：《兵部侍郎郭公墓表》，见《玉池老人自叙》。）“至创厘捐以济师，练战船以剿贼，尤为兵饷大政所系，皆事成而不居功。当时将帅争欲得以为重。”胡林翼曾以“书招”，李续宜为之“奏调”。“臣治军东下，求贤于曾国藩专疏荐达。”“又与共事。逮该侍郎充出使大臣，与北洋交涉尤繁。故其志行知之独详。”（注：李鸿章：《胪陈事实疏》，见《玉池老人自叙》。）
    但是从郭嵩焘一生经历来看，他并没有成就什么显赫的事业，不仅不具有曾国藩之王者相，左宗棠之盖世功，李鸿章之擎天力；不如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王鑫之死事忠烈，“不成功便成仁”；而且也未能象集团中的许多后进者如刘长佑、刘坤一等人那样位列封疆，总督一方。为官也多是二流以下角色，最高不过二品衔，甚至没有多少连续“官龄”。一生事业高潮，前后四起四落，统计起来，出而任事与居官在位时间不过十年挂零，远不如退而返里居家养望时间长。
    第一次高潮是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率湘勇1400人出省赴援被太平军围困于江西南昌的湖北按察使江忠源，九月二十六日返湘阴老家。第二次高潮是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特授翰林院编修入京供职做京官，十年三月十七日（1860年）称病返里。第三次高潮是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十六日，接任江苏省苏松粮储道差使；二年（1863年）三月二十一日转授两淮盐运使；六月二十九日赏三品顶戴，命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初四日交卸署理广东巡抚职。返里后赴长沙主讲城南书院与思贤讲舍。第四次高潮是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初九日，诏授福建按察使；七月二十八日以侍郎候补，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十一月初四日命署兵部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九月二十五日由天津启程赴英。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初四日卸任返抵上海。闰三月初二日，得旨准假三月，登船归里。七月初十日，诏允乞休。自此除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外，即未再出仕，迄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十三日去世。
    是什么原因造成郭嵩焘一生事业不顺，仕途多舛？
    善始不能善终：战场不能耐苦；官场不能任怨
    研究者一般都说他有自视过高，自信过强，性情褊急，孤持己志，动辄与人相忤、予人难堪这些性格上的缺陷，没有谈到治事之“才”的问题。如果仅此而已，不但不足为成大事者害，往往还被当作是成大事者的一种特征，转而被誉为所谓“嫉恶如仇”，“择善固执”等等。例如左宗棠的这些毛病比郭嵩焘只多不少。而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核心成员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则均集中强调他“才不逮德”的问题。
    一般也都引用曾国藩于1862年4月间劝李鸿章不要急于奏调郭嵩焘给他作助手的两句话：“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但很少引用下面接下来的几句话：“阁下与筠公别十六年，若但凭人言，冒昧一奏，将来多般棘手，既误筠公，又误公事，亦何及哉？”芬芳悱恻原是誉挽屈原之美词；不任繁剧，也无非是名士风流而已，不够具体。以下几句话却是很实在，那就是郭嵩焘容易给自己和别人惹麻烦。一般也都引用1861年曾国藩专门针对他这位“云仙仁弟亲家性近急遽”的毛病所赠对联：“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但多略去“莫图便宜”与“且更从容”两语。其意也自不同。“莫图便宜”直截了当，也不太好听，但却很明确，明告郭嵩焘治事要刻苦耐劳，不可图省事，贪安逸。对于湘军集团创业者们来说，1861年时仍需要锻炼吃苦和力戒急躁的环境无非战场与官场这“两场”。曾国藩特别告诫郭嵩焘这两点，想必也是有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