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著作看郭嵩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看洋务运动，向来都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其代表人物也均罪无可绾，特别是在本世纪的40-70年代时。然而对郭嵩焘似乎可以算是一个例外。范文澜同志在他那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初版于1947年的《中国近代史》中，似乎对郭嵩焘有些刻意回避。极少引郭嵩焘之处，也不见于郭嵩焘稍有微词。相反，凡引郭嵩焘处，均为反对顽固、守旧派的正面之见，而于郭嵩焘本人思想、事业则不置一词。
    1981年出版的胡绳同志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部权威性中国近代史著作，着手于1973年。本书的特点似乎是想找出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某些共同点，而不那么壁垒分明。对于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者，也不想将界限划得那么清。例如它说光绪皇帝也是个洋务派皇帝。处理郭嵩焘便尤为典型。它论定郭嵩焘是一个“多少有些不同”于李鸿章的洋务派之后，便直接地把郭嵩焘带向了“资产阶级化”的历史道路，最终与早期改良主义者们的史事合流，成为变法者们的先驱。在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中，为戊戌维新运动开路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系列人物中，打头的是容闳、冯桂芬等人；而在胡绳同志的著作中，打头的则是郭嵩焘。而1971年台北版《郭嵩焘先生年谱》也认为他是变法运动的先驱。此后关于郭嵩焘研究论著，有如雨后春笋，但立论不出权威著作范畴。
    郭嵩焘生前与逝世后百年以来，对他的评论与研究表明，这是一位备受争议，虽然盖棺也难以论定的历史人物。但是有一点却是明白的，即除了晚清那些拒绝走现代化道路的社会、政治力量以外，他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出现的一切对立中的社会、政治力量虽不能或不愿完全认同，却是均能予以接受的历史人物。
    人物研究的“两分法”不是“两割法”
    不过也有一些不是从文化趋同角度看待郭嵩焘研究，而是念念不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点。如有的文章说，郭嵩焘一生就干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二是“出使驻英公使”。就其一而言，他“首先提出治水师、制战舰、买洋炮的恶毒建议”，“完全应该”“遭到世人的咒骂、攻击”。但是“检索郭氏生平的主要言行”，却又是“熠熠光彩”。（注：熊月之：《论郭嵩焘》，《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则其“主要言行”是“出使”乎？是“镇压”乎？其实说是一半对一半较为公允。但“咒骂法”毕竟不是研究法，对历史人物的“两分法”也不是“两割法”，不能随便切下一块按“质”论价。镇压起义与出使的思想与目标自有其相通与一贯处，这也正是郭嵩焘权威研究家们之所以持重的原因。何况“镇压”一语已足以表达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咒骂”“攻击”死人何为？如果再加上有的专著为了抬高左宗棠而对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也实行“两割法”，对郭嵩焘“洋务”言行也咒骂一番：“丧心病狂”，“为虎作伥”，“崇洋卖国”，“为李鸿章对英妥协投降唱赞歌”（注：董蔡时：《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156页。），则郭嵩焘一生岂不休矣？所以研究郭嵩焘还是要将他的一生事业视为一个整体统一观察，再行论定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