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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家们过去多注意到曾国藩是程朱派理学家，后来者又发现他实兼汉、宋、道、法、词章于一身。如果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可称之为博取各家短长为己所用的实用主义者，自由化思想家。自由化，就是变一元为多元共存的过程。湘军的创立本身，已是军事体制多元化的表现。以他为代表的指导湘军集团的意识形态来源确实是程朱派理学，不过不是清廷官方解释的“理在事外”，“灭欲存理”的那一种束缚个人手脚的“性理之学”。而是明末清初湖南人王夫之传承的那一种“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理寓欲中”，那种实事求是的理学。王夫之本人就是一位博取诸家，“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注：王夫之：《老子衍》自序。），再自成体系的一位批判主义自由化理论家。 《讨粤匪檄》实际就是湘军集团政治和意识形态宣言。它在反对异己社会力量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一元化皇权体制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建立起一个与清廷政教合一的一元化皇权体制共存的自由化意识形态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集》将它作为中国近代哲学史资料之一种收入，颇有见地。那是中国文化传承中的一个阶段性表现，而不是捍卫满清王朝的一张大字报。 第一，它捍卫的主要是道统而不是法统。其中提到法统的话只有半句，即“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下即接“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法统与道统被割裂，不相维系。第二，清朝皇统与道统的权威是一致的。如果在皇帝以外，另有人以道统的权威自居，以意识形态权威解释者自居，如《讨粤匪檄》所言，号召天下“读书识字者”都去从军追随“本部堂”曾某人去捍卫“名教”，则置大清咸丰皇帝于何地？“今天子”的作用岂仅止于“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而已？一元化的皇权体制被多元化取代了。“今天子”与“本部堂”平行并论，苟当雍、乾之世、其不灭族何待？军机大臣祁寯藻的提醒是合乎事实的：“曾国藩一在藉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注：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第428页。）一个自成系统的军事实体，再加上一个自立权威的意识形态系统；又一个权力中心、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呼之欲出。特别是《讨粤匪檄》发出于湘军开始出境作战之际，这一隐然存在的权力中心不再是地方性力量，而是一种全国性“第三力量”的存在。难怪咸丰皇帝宁可倚太平天国降将张国梁为“江南长城”，因为他归清廷直属的清军绿营大将向荣调遣，而对自成系统的曾国藩充满敌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