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主阶级军事、政治体制全面自由化的开端
    一个抗礼清廷的地主阶级政治实体的存在
    表现在湘军集团的军事体制（包括组织与后勤）以及政治体制（包括人事与行政）同样也实行了无视清廷禁制的自由化。其军事体制明显有别于顺康雍乾之世的八旗与绿营军事体制。“国藩始任军旅，自立规模。将帅皆所擢拔，兵勇皆所招募，军饷皆所经营，缓急足以相维，丰欠足以相谅。”（注：《郭侍郎奏书》卷七，第56-61页，《奉旨密筹大局情形疏》。）军令因而也能够抗命朝廷，自成系统。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上谕调遣湘军入卫，曾国藩拒绝勤王。清初政治体制是满、蒙、汉贵族政治，嘉道以来汉族儒臣逐见大用，但必须依附于朝廷。湘军集团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在战争期间即建立了依附于军事统帅的人事与行政体系，逐步接管规复区的财政与人事权。1854年，湘军出境作战。曾国藩请求朝廷发空白执照四千张。内捐虚銜执照、捐监生执照各一半。（注：范文澜：前引书，第434页。）一便于募捐筹饷，二便于培植社会、政治基础。清初严禁朋党，嘉道时代结党也不能公然，湘军集团则无此顾忌。军事组织关系层层依附，政治组织关系也是层层依附，军事首脑也是政治首脑。湘军集团势力范围以内的官吏任免，如不涉及该集团内争问题，朝廷鲜有不依样画葫芦者。曾国藩的幕府，是清代幕府最为庞大的一个，人数达二百余人之多，人才济济，包罗万象，本身就是一个功能齐全的政府。
    曾国藩更以“荐举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注：《清史稿·曾国藩传》。）据罗尔纲《湘军兵志》统计，湘军中任督抚大员者达26人，任省级文武官员以上者达143人。1856年时，湘军系统官兵人数总计不过15000人。武昌战后，曾国藩，胡林翼奏保3000人，占全军人数20%。故而战争结束以后，湘军集团跃居全国地主阶级最大当权派之列，形成一个政治实体。“左宗棠、曾国荃两（江总督）政十载，湘楚旧部视如家乡，而随宗棠者尤多且久。”李鸿章“一门，勋伐既高，依附者众。当时随从立功，身致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展转依附，实繁有徙。”（注：转引自范文澜前引书，第219页。）曾、左、李又均登堂拜相，特别是左宗棠戡定西北，李鸿章久任北洋，位近中枢。范文澜同志说，北洋驻节地天津，是事实上的政府所在地，信然。
    湘军集团“权倾中外”，“权倾朝野”，“权倾天下”皆足以当之，实“大清”以来政治之“奇变”，构成足以与清朝虽未“分庭”，已相抗礼的一个“势合形离”军事、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实体。所谓的洋务思想与洋务运动，不过是这一实体的政策性行为，是地主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延伸。没有湘军集团这一政治实体的存在，洋务思想与洋务活动要想如历史所示那样快地挤入固守钦定朱学的意识形态范畴乃至军事、政治、外交、经济诸领域，恐非易事。
    湘军集团被称为一个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实体的存在，是一种模式概念。第一，它是超越其中派系关系的一种概念。就是说，如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其他等人，虽有其可自成范围的军事和人事系统，但只要他们信守湘军集团创业时的意识形态而不改节或后退，就仍是这一实体的组成部分。第二，它是超越湘军创业者群体的一种概念。就是说，即使最初本不属于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的其他社会、政治与军事力量，能够接受并奉行此一实体的意识形态者，如沈葆桢，也可归入这一实体的范畴。甚至曾属于该实体的对立面或批评者，后在实践上跟了上来的社会政治、军事力量如张之洞，也可以归入这一实体的范畴。这样概括的作用在于，通称的湘、淮军阀或洋务派这一概念并不足以概括湘军集团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实体的全部内容，而是后者乃能包容前者。换句话说，洋务派，不管是否湘系或淮系军阀，必先具有湘军创业者创造的那样军事、政治条件，才能在洋务思想和活动上有所成事，不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否具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那样的自觉。1900年，当北京发生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以及清帝出奔这样重大的事件时，由湘军旧将、两江总督刘坤一出面，串联粤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不从朝廷杀戮洋人乱命，实行“东南互保”，既得到联军各国的认可，也得到回銮以后清廷的默认，说明此一实体半个世纪以来确实存在并不断扩展的事实。
    地主阶级自由化的文化模式
    湘军集团政治实体模式，是嘉道以来已见端倪的地主阶级自由化运动全面发展的开端。如果这一自由化进程不致中断而被继续，则亦将构成一种文化模式。文化是人类求生存谋发展的经验总结，属精神活动的思想与意识范畴，不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社会结构范畴，本身不具有排他性。只有当文化被应用到现行社会结构诸范畴，形成一种具有时空性限制的文明之后，才会具有排他性，才会彼此发生冲突，产生对抗。因此文化永远不是凝固不动的意识，意识一经凝固为型态，便不属于文化范畴。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思想，一经凝固为制度，也就不属于文化范畴。文化只存在于流动状态中。如已经消亡而正在被研究中的制度或意识形态，或者正在被改变中的制度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经验总结，作为一种创新的因素，才属文化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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