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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湘军集团及其与郭嵩焘的关系(9)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南开学报:哲社版》 张静 参加讨论
自由化本身也只是一种文化模式,而不是某一个特定阶级所独有的一种表现形式,例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概念,意味着走出中世纪一元化体制的全部过程。它最早发生在西欧历史上,意味着走出一元化的神权观念,走出一元化的教会,走出一元化的帝国,走出一元化的人身依附关系。它大体上相当于13-16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段历史时期。主导或进入这一过程的社会力量,可以是贵族,可以是教士,可以是市民,也可以是农民,乃至王权。至于走出以后再走向哪里,那是另一回事。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妥协;可以是资产阶级革命或妥协,也可以是其他性质的革命或妥协。中国两千年来始终是一个地主阶级主导的社会,政治、经济、土地关系、意识形态观念与文化观念之分分合合莫衷一是,一元化与多元化的主导方式交替出现。最后一次定于一尊的极化体制,是清代的乾隆朝。嘉道以后开始出现主导方式的分化趋向。由于这一次多元化趋向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现代化趋向接轨,故而称之为地主阶级自由化。它一直继续到本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年。
    就文化固有属性而言,自由化是最利于创新、交融与发展的一种模式。而定于一尊的一元化文明模式,则多属文化的牢笼。湘军集团创业者们崛起于中国前现代化文明与西方现代化文明发生严重冲突之际,而采取了多元共存的自由化文化模式,其后定型为“中学为林,西学为用”。应用到现行社会结构诸领域,便形成一种以妥协为内涵的政策风格。创始者及后继者们保存中国前现代化文明社会结构同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第二和第三产业;谋求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妥协的同时,也谋求与国内先进阶级主导的所有现代化运动妥协,包括变法维新运动,共和主义革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唯一例外便是:不能改变第一产业的前现代化结构;不能容忍农民阶级争取自由的解放斗争,并因此而终止了自身的历史存在。
    在此种自由化文化模式中得以成长并思进一步有以作为的不止一代人,对此一模式的文化来源及其创始者和保护人感到具有某种可资借鉴的榜样性作用。梁启超说,谭嗣同、黄兴都受王船山思想影响,而且直至“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一个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注:梁启超:《儒家哲学》,第31页。)不仅王船山,曾国藩对后世人的影响也是不受阶级和意识形态局限的。黄兴称曾国藩“制行之严,吾当奉以为师。”蔡锷于1911年赴云南就职之时,曾辑录《曾胡治兵语录》,以代“精神讲话”。蒋中正之服膺曾国藩,众所周知。现在倍受推崇、学贯中西的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他的“思想囿于咸同之世,议论在湘乡(曾国藩)与南皮(张之洞)之间”。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在未出湖南境外的青年时期,最推崇的近世人物不是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这些人,而是曾国藩。这是因为他们选择的不是某种阶级利益,不是某种制度,也不是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传承一种文化。
    曾国藩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榜样性作用,可能就在于他应用包括洋务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化革新取得完整的政治权力,并形成一个政治实体以后,没有立即将这种文化意识凝结为一种形态或制度定于一尊,而是让它继续流动。包括在坚守本身阵地同时,也让企图夺回已经失去的政治权力的前意识形态集团继续活动,作为文化的对手,或同盟军。这就为包括引进西学在内的中外文化流动,提供了一个相当自由的空间,实际上启动了宋、明以后的又一个文化时代的闸门。一时泄出的文化力量刚好能够顶住前意识形态集团的反扑,也勉强能够挡住西方殖民主义要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意图,同时也为后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提供了荫蔽所。此人对待自己也讲求实际,不务虚名。一生事业的结局是实至名归,而非“大树特树”的结果。他非常清楚所从事者“造端之大”,已属骑虎难下,始终以不得已的“过河卒”态度以应。他从未象郭嵩焘在他身后颂扬的那样以“功”、“德”、“言”三不朽自命,保持住了一种平凡本色,一个书生本色。后人因此才容易平等地把他当作“自己人”来学习、模仿,而不是当作帝王、圣贤来顶礼膜拜。
    他所开创事业的全面性,本来已达到“创业垂统”的程度,但他没有表现出郭嵩焘那样的紧迫感,如郭嵩焘引孟子所言:“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而已。”因为新朝的建立,势必要中断地主阶级自由化进程:或是采取封建性的分离方式,或定于一尊的一元化体制,这是与他起兵时的文化意识相违反的。故而他宁可考虑到“一二俗人言”,采取曹操在世时不亡汉祚的做法,任湘军集团政治实体自然发展,优胜劣汰。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终于与革命党中的非孙中山派联手,取代清廷的治统而又立优待清室条例,实际就是湘军集团地主阶级自由化文化模式的一种典型表现。1915年,袁世凯称帝,立孔教为国教,身败名裂,其最大阻力还是来自地主阶级当权派内部。益显曾国藩的先见之明。所以湘军集团的兴起,就其可行性与可继性而言,也是一个文化时代的开端;是适应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文化阶段;是一笔文化遗产,也是一项文化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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