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昆焘对乃兄治事之才，却忧心忡忡。1862年10月，嵩焘应苏抚李鸿章力保，奉诏任苏松粮储道，13日抵沪。昆焘17日致书两江总督曾国藩说：“度家兄情性，终非能作自了汉者。独其平日待人以诚，而不甚鉴别，常恐为人所误，须得良友辅之乃妙，细思而未得其人也。”（注：《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6册，《郭昆焘致曾国藩》。）“自了汉”即善始善终能圆满完成任务者。郭嵩焘也曾如此这般向咸丰皇帝推保左宗棠说：“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所以人皆服他。”（注：《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1860年时，曾国藩也谓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注：《曾文正年谱》第6卷，第8页。）这就是说，在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心目中，左宗棠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善始善终，而郭嵩焘正相反，既不能“耐苦”，又不能“了事”。
    郭嵩焘在苏松粮储道短短半年多任上幸好碰巧与冯桂芬共事。桂芬乃江苏士绅领袖，太平军陷苏州，避地上海。李鸿章就苏抚，延桂芬入幕。郭嵩焘抵沪，与桂芬志同道合，鸿章又全力支持。以嵩焘湘军元老之声望，桂芬熟悉地方之才具，二人相得益彰。对明初以来，东南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因重赋而导致大、小户积重难返之弊，乘军事未定之际，先行予以改革，为湘军政治集团广泛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切实支持，做出了实际贡献。郭、冯二人在此期间的交好程度，达到了冯桂芬作媒，郭嵩焘娶了当地士绅钱调甫之妹为继室的程度。但冯桂芬也认为嵩焘对实际问题了解得并不深入，而有“郭公不知钱谷”之评。（注：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四，《江苏减赋记》。）任粮道而“不知钱谷”，显然是个“外行”。然而，1863年7月，郭嵩焘离苏松粮道任赴江苏泰州履任两淮盐运使新职时，李鸿章与冯桂芬均怅然若有所失。事先，冯桂芬即屡为建言挽留郭嵩焘，李鸿章更欲郭嵩焘留任布政使。及行，李鸿章书告曾国藩曰：“筠公去后，刘（郇膏、江苏藩司）黄（芳，苏松太道）诸君更觉麻木不仁，足见书呆之可贵矣。”（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原来李鸿章对郭嵩焘才干的认识也与湘籍诸首脑的看法差不多，不过表达起来稍微客气一点而已。
    “书呆之可贵”，就是德与才，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问题。实际上也正是在野派价值观念与当权派价值观念的统一问题。“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是中国文化对人治主义行政人才的一种追求，其本身就是理想主义的。实现程度必有所偏重，需求角度也有所不同。地主阶级在野派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本身必须以德取胜。至于才，无须也无从检验。当权派强调意识形态的可行性，要求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干，要能“了事”。至于德，只有依靠实践检验了，其标准即是“成”与“功”。功成自然名就。
    湘军之起也，对清廷必须以德胜，始得名正言顺；对太平军则必须以才胜，始得成功。创业者们的德才，大都有所锻炼。及至转化为主流当权派后，纯洁意识形态的主动权遂转移到反对派手中，这就是同、光时代所谓“清流党”的来源。湘军集团创业者们的主要任务则向保证地主阶级政权的稳定性方面转移。但以德而言，澄清之志尚未尽衰，就才而言，统治手段也日趋完善，于是乃有所谓“中兴”之举，“名臣”之谓。
    郭嵩焘则相对缺乏锻炼，始终长于德而短于才。一旦主政，而又不能“了事”，只凭“理”直而气壮，不仅误己且亦误事。然而过于实用主义的当权派，对于理想，对于德，对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对于理论，就会由麻木不仁而走向曲解以至抛弃，肆无忌惮地舍义而趋利。郭嵩焘这样理想主义者的存在，就会是一种提醒，一种制约。对于李鸿章这样尚未麻木不仁的当权派来说，其可贵处在此。对于冯桂芬这样务实主义改革者来说，也愿意有郭嵩焘这样一位湘军元老“外行”来领导他这个“内行”。而对付坚持前现代化意识形态纯洁性的清流党，郭嵩焘更是可以用其所长。这也就是洋务运动高潮时期，李鸿章与郭嵩焘合作愉快；其后的改革者们也乐于奉之为先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