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确切表达的湘军集团自由化意识形态内涵：“创业垂统”
    据《郭嵩焘先生年谱》作者推断，郭嵩焘参与了《讨粤匪檄》的起草工作。这是完全可能的。郭嵩焘在法统与道统上“创业垂统”的意识，较曾国藩或集团创业者群体的其他核心成员表达得远为明确，也更加强烈。他曾说过：“孟子处滕，事方急，而所以为谋，不过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而已’。苟通此义，虽强敌在境，刀镬在前，坦然视之可也。吾人处事，苟当于理，虽圣贤何让焉，独难为一二俗人言耳。”（注：《陶风楼藏名贤手杞》，重印本二，第600-603页。）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卒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62岁。嵩焘闻讯，与曾国荃会哭于昭忠祠。并撰挽联曰：“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我为最。其始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其练兵以水师为著，实发其议；艰难未与负公多。”（注：薛福成：《庸庵笔记》，第69-70页。）这里面既表明了他与曾国藩的特殊关系与他在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中的核心成员地位，更重要的是对湘军事业本来面目的重申。重要的一句在对曾国藩历史作用的估价上：“论事功在唐宋以上，兼德与言。”什么样的人才敢称功德在唐、宋之上？儒家文化观本是历史退化论者，三代以上才是理想时代。秦皇以“功过三皇”，“德迈五帝”而称“始皇帝”。曾国藩功德超宋迈唐，将置本朝与本朝列祖列宗于何地？郭嵩焘此语至少表明湘军集团在法统上虽未代清而立，却是足够资格自成一统的。湘军集团可与清廷、太平天国鼎足而三，或分庭抗礼，这在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当中，恐怕算不上什么不可告人之秘。据说，1861年时，“安徽克复，彭玉麟权巡抚，遣人迎曾文正东下。舟未抵岸”，彭之亲信差弁持一信至，“封口严密，文正携至后舱”。“及启函，仅寥寥数字，且无上下称谓，确为彭亲笔。云：‘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十二字而已。文正面色立变。急言曰：‘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撕而团之，纳于口而咽焉。雪琴，彭字也。”（注：《清人逸事·雪琴试我》，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再将郭嵩焘手撰王船山祠楹联对照，郭嵩焘在道统问题上“创业垂统”意识也是极为强烈的。此联曰：“笺注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道，汉、宋诸儒俱退听。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船山祠内悬船山画像，郭又撰像赞曰：“濂溪混然，其道莫窥；阐扬文令，是曰先知。二百余年，星月昭垂；私心之契，瞻世之师。”（注：《王船山史迹访问记》，《王船山学术讨论集》下，附录，第589页。）“瞻世之师”，就是行动的指南。这里是把王船山视为远接孔孟，近继宋代理学创立者周敦颐以来道统的唯一传人，汉宋元明诸儒均不在话下。这就是说，本朝钦定的官学导师朱熹也要靠边站。郭撰《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尤明确指出王船山的道统地位在朱熹之上：“析理之精微，论事之广大，千载一室，抵掌谈论，惟吾朱子庶几仿佛，而固不逮其周详。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注：《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538页。）其后郭嵩焘将主讲的思贤讲舍设于曾国藩文正祠旁，奉祀王船山这位“先知”的木主于其内，就是要强调说明指导湘军事业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乃船山哲学，而曾国藩就是湘军事业的领袖兼导师。郭嵩焘虽然自认为他是曾国藩以下的第一人，曾国藩之死，“朝野同悲我为最”，但是因为“艰难未与负公多”，不够领袖继承人资格。然而意识形态权威解释人的导师地位却是当仁不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