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哲学是指导湘军集团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王船山思想是程朱理学否定的否定阶段。明中叶以后，王阳明的心学是第一次否定，明末清初的船山思想是否定王学的否定的否定，是和顾亭林、颜习斋、李颙等人反对王学空疏的经世致用之“实学”同时发生的，而具有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可以构成经世致用思想的理论基础。
    船山哲学异于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者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首先不承认阳明心学“心即是理”的主观唯心论，也反对程朱“理在事外”的客观唯心主义“先验论”。主张“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注：《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的“实事求是”认识论。（二）唯物主义的体用观。“用”，即是作用，是认识也是实践。“体”，是认识与实践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船山反对王学任心行事，无客观检验标准的“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尤其是其末流更重“袖手谈心性”的空谈风。但也反对唯经书、唯“天王”、唯既定秩序的盲从主义与命定论。要求“用，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注：《尚书引义》，卷五。）“能”与“所”是佛家哲学认识论的一对范畴。“能”相当于主观能动性；“所”相当于被作用，即被认识与被实践的客观实体。“用乎体”，自然是要求有的放矢。“能”必副其“所”，则是要求检验主观能动认识后的实践效果。（三）政治上的激进改良主义。“天下之势，循则极，极则反”（注：《春秋世论》。）“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定”。（注：《宋论》。）“天下之势”，自然是指政治。政治保守至极，“必大反而后”才能够稳定下来。
    但最后有一点是船山思想所不能逾越的，那就是“革命”。他坚持“天下之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所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所谓道统。”（注：《读通鉴论》。）这也是极其清楚的。一不能革本朝的命；二不能革孔夫子的命。此船山思想之所以仍为理气二元论理学者也。除了这一点，那么奉船山哲学为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者，就没有什么事是不能重新认识，也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或不敢干的了。
    曾国藩与郭嵩焘是船山理学的信奉者与推广者。船山思想之得以重见天日与备受尊崇，多是由于曾氏兄弟与郭嵩焘以及湘军其他创业者们的推广。据梁启超说：“（船山）转徙苗瑶山洞中，艰苦备尝，到处拾些破纸或烂帐簿之类充着作稿纸，著作极多，二百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直到道光咸丰间，邓湘皋（显鹤）才汇集起来，编成一张书目。同治间曾沅圃（国荃）才刻成《船山遗书》。共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74页。）又说：“近世的曾国藩、胡文忠（林翼）都受他的影响”。（注：梁启超：《儒家哲学》，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62页。）但据《曾文正公文集·王船山遗书序》，船山遗书一度刊行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庀局于安庆，{K3J603.jpg}事于金陵”，“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则今存上海太平洋书店1933年版之《船山遗书》计三百五十五卷，号称较完备者（占船山全部著作百分之八十），实无过曾氏兄弟多少。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底是哪一种社会力量最早对船山思想发生兴趣并认真推广的问题。至于郭嵩焘，一般都知道他极其崇拜王船山。同治九年（1870年）在长沙主讲城南书院时，在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家张栻祠旁建船山祠。晚年，又在曾文正公祠旁建思贤讲舍，1881年落成，舍中置奉船山木主，在此讲述船山之学。但很少提到他早在1845年，也就是湘军集团出现以前，即和新化的邓显鹤有来往，到过邓氏所居之南村草堂拜谒。湘军集团的另一位创业者江忠源也是邓显鹤的好友。
    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中除李鸿章是安徽人以外，全部是湖南人。这些人均非书虫禄蠹者流，而是一批志行坚定而又怀才不遇，因而不满现状、愤世嫉俗的经世致用主义者。曾国藩长郭嵩焘八岁，但与刘蓉三人同是岳麓书院同学，切磋学问，砥砺志行，情同兄弟。曾国藩先逝，郭嵩焘《祭曾文正公文》回忆道：“愚蒙自少，公顾谓才。惊喜问故，曰：‘与时乖’。‘曷云违时？富贵尘埃。怀恺岂多，披豁四开。发言吐气，战斗霆雷；睒百怪，笑怒嗔猜’”。（注：《郭嵩焘诗文集》，第535页。）“与时乖”，即今言“反潮流”，“反传统”是也。遥想涤公当年，竟也是这般要求释放被朱学禁锢的七情六欲，要求个性化的人物。而想当年能使这些书生如此狂放的儒学理论，当非船山思想莫属。船山说：“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离欲而别有理，其以释氏为然。”（注：《四书大全说》卷八。）
    正是这种反传统、反潮流精神，把他们从失意的科场驱向吉凶难测的战场。从战场走向官场后，一时间志尤未衰。1867年1月10日，曾国藩复郭嵩焘书：“船山先生宋论”，“实多见道之言”。“尊论”“乃较之王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彪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注：《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六。）说明船山思想一直是湘军集团意识形态自由化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