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代州县官职责繁杂，仅《明史·职官志》就列有赋役、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孤、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致贡等十余项。明人叶絅的《惠安政书》十二卷，所言图籍、地理、版籍、乡约、里社、社学、保甲等事，其讲政务顺序是：田土（附屯田）、户口（附清军）、贡赋（附鱼课、盐课）、力役、驿传、巡检、里社、学校、保甲、赈灾等事。而事关州县官处分事项则有公式、降罚、升选、举劾、考绩等数十项。清代康熙时期的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自筮仕以迄升迁，为部一十有四；自谒选以迄辞上官，为条二百一十有九；于钱谷刑名之大，又分析为条一百一十有九”（注：（清）黄六鸿：《福惠全书·自序》。）。明成祖在永乐十五年曾命令礼部“移文中外诸司，一尊成宪，爱恤军民，必崇实惠，且以农桑衣食为本，必及时劝课；学校育才之地，必加意劝勉；赋役必均平，科征必从实，祭祀必诚敬，刑狱必平恕，孝顺节义必旌表，鳏寡孤独必存恤，材德遗逸必存举，边徼备必严固，仓库出纳毋侵欺”（注：《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四。）。这是重申太祖制定的《到任须知》。《到任须知》是朱元璋颁布规范性的法令，其中列举地方官应办理的事务有三十一款，号称是“为官之机要”。
    州县官职繁任重，本州县的事无不在其职内。金代制定《辟举县令法》云：“以六事考之，一曰田野闢，二曰户口增，三曰赋役平，四曰盗贼息，五曰军民和，六曰词讼简”（注：《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六事课吏至此成为考核地方官的标准，也成为地方官的要责和施政的重点所在。朱元璋在开国之时就曾讲：“元以六事责守令，徒具虚文。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闢、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注：《明太祖实录》，卷三七。）。主张因地制宜地治理地方。后来制定《到任须知》和《责任条例》，因事事具备，而事关功效的，实际上还是“六事”，故朱元璋认为：“州县之官，宜宣扬风化，抚安其民，均赋役，恤穷困，审冤抑，禁盗贼，时命里长告戒其里人，敦行孝悌，尽力南亩，毋作非为，以罹刑罚。行乡饮酒礼，使知尊卑贵贱之礼，岁终察其所行善恶而旌别之”（注：《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一。）。在明代中期出现的“学校、田野、户口、赋役、讼狱、盗贼之六事者，乃国朝督崇守令典”（注：（明）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九。）的说法，乃是从考课的角度生成的。“六事”重在考课，当然是地方官施政的重点所在。但从州县官的权责来看，其所司无逃乎吏、户、礼、兵、刑、工之事，故有“六部之事系于一人”之说。
    从州县官施政来看，“大而钱谷、刑名、教养、风俗，小而建制、修举、科条、庶务”（注：（清）黄六鸿：《福惠全书·自序》。）。其大者当然是重点。一般来说，钱粮之中以户口、田产、漕运、杂派、徭役、房产等为主；刑名之中以命案、盗案为大，次者逃亡、奸情，其户婚田土，偷蒙拐骗亦不可轻。教养之中以宣论、学校、崇祀等为主，以劝善禁邪为辅。风俗之中以敦节俭、倡礼仪为主，以戒赌博、毁淫祠为辅。
    综而言之，大者关乎州县官的前程，而钱谷刑名最为重要，因朝廷和上级考核多以钱粮多寡，刑当讼理为基准，其核心实质是征税派役和平理狱讼。讲钱粮必有征比，征比则在户口田土，究其根本，应在安抚民人，劝课农桑，故朝廷总是三令五申地要求“务在兴民之利，除民之害”（注：《大诰续编·常熟县官乱政第四十九》。）。民安而国宁，国宁而何忧天下不定。正如朱元璋所云：“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之存亡系焉。”（注：（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四。）通览《大明一统志》之《名宦传》所登录的州县官的政绩，在洪武时期，安抚流民、开垦田土、劝课农桑等是进入名宦的基本条件。然而，前者是见功甚慢的政务，在明初期地方官多久任的情况下，在这方面下大气力，乃是安身保位的长策，而在州县官的任期有限的情况下，能在这方面下大气力的人终是不多。而催科征比来的快，且易见实效，故州县官办事无不以此为先。
    讲刑名必及狱讼，狱讼则在审断。州县官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在理刑问案，虽然有佐贰协理刑名，但作为主官，必须亲自问案定狱，书写判词，这也是州县官所必备的才能之一。再者，州县官所写的判词必须申报上级批准审核，上级也多以此来作为考核州县官的实据，更何况御史巡行也多以查刑名为举劾的凭据。这样一来，州县官就不得不将刑名作为要事来办。刑名之事虽鄙琐不堪登大雅之堂，然一案办好，足以扬名于天下。名声一起，当然对州县官本人的前程有利。
    钱谷刑名易见功效，但只是保官求升，难以扬名，若欲留名，当以修建最易见时效。我们在一些地方志的金石志中可以看到许多碑记，多是某官倡修某事，其中以歌功颂德者居多，为官者无不将自己姓名镌刻其上。正如谢肇淛所讲：“余当为人作志传矣，一事不备，必请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则私改之耳。当预修郡志矣，达官之祖不入名贤不已也，达官之子孙不尽传其祖父不已也；至于广纳苞苴，田连阡陌，生负秽名，死污齿烦者，犹娓娓相嬲不置。或远布置以延誉，或强姻戚以祈求，或挟以必从之势，或示以必得之术。哀丐不已，请托行之；争辩不得，怒罢继焉。强者明掣其肘，弱者暗败其事。及夫成书之日，本来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嗟夫，郡乘若此，何有国史哉！”（注：（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三。）从不放弃身前身后名的官僚们，在修建问题上大多怀有个人动机，而明朝官僚更甚。无怪乎陈懋仁在看到泉州《万安桥记》仅153字时感叹道：“可见古人不肯擅美如此！”（注：（明）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由此可知当时官僚争功博名之风甚盛。
    上有令下必有应，上有所赏下必有争。凡上方提倡而又有奖励和惩罚的事，州县官也是乐行而不敢怠的。朱元璋建国伊始，即令全国府州县建立学校，认为“此最急务，当急行之”（注：《皇明宝训》卷一。）。对积极兴建学校的地方官给以不次升赏，且将学校作为考课州县官的重要前提。笔者翻阅百余种地方志，发现在洪武时期的名宦功绩中，近乎一半有崇学建校方面的事，而在永乐以后则渐渐减少，至成化、正德时又渐见增多，嘉靖以后又见少且鲜有因此事而入名宦志的。
    总之州县的事务繁杂，事事均关乎州县官的命运。同样的事在此州县可成人之美，在彼州县则害人之深。不同的人在处理相同的事时，其结果也会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