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莠民”时人认为有两等：一等是“其人或心志凶虣，或膂力刚强，既不肯劝生力穑以养身家，又不能槁项黄馘而老牖下。于是恣其跳踉之性，逞其狙诈之谋，纠党凌人，横行市井，狎视官司。如向来有以所结之众为绰号，曰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者，又或以所执之器为绰号，曰棒椎、曰劈柴、曰槁子者。睹博酣医，告讦打抢，闾左言之，六月心寒，城中有之，日暮尘起”。“又有一等既饶气力，又具机谋，实报睚眦，名施信义。或k24i406.jpg财役贫以奔走乎匈贷，或阳施阴设以笼络乎奸贪，遇婚葬则工为营办以钓奇，有词讼则代为打点以罔利。甚者官府之健胥猾吏为之奥援，闾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僧甘作使令，花鸨梨姏愿供娱乐，报仇借客而终不露身，设局骗财而若非动手，有求必遂，无事不干。”（注：（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
    莠民扰乱地方，民人愤恨，官府棘手，如无气魄，动他们不得，因为弄不好就会官坏其手而激成民变。例如，成化年间，杭州有名叫夏棘卿者，可谓莠民。其“阴谋深险，邻有园池颇胜，心窃欲之，乃自撰文为断碑，密沉于池……久之争讼于官，夏谓某年余家有碑以记庭馆之胜，中世荒无，此碑已落池中，亦可验也。竭池得碑，读之俨然夏氏物也。卒归之，邻竟坐诬罔，夫恃权贵而设诈如是，贫贱得不为盗也！”对类似的案件，州县官往曾坠入局中，如“同安县小民，夜埋其祖墓誌于大姓圹中而讼于县”，知县朱晦翁因证据具在，将此断给小民，“士论不能平”朱晦翁不得不弃官而走（注：《稗史汇编》卷三七《人物门·奸宄类·夏棘卿》及《晦翁断墓狱》。）。莠民刁讼，非但造成社会不安，还会坏掉官职，为州县官者在处理这些莠民问题上，不得不讲究一些技巧。如正德年间，孙玺就任兴化知县。该县土豪“徐恩与其宗人交赂权贵猾贼邑中”，徐恩非但专横，而且把持县政，一时“令丞左右亦多为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阴事，令丞欲图恩，懼不能制得反噬”。面对如此险恶情况，孙玺到任不先制徐恩之罪，而是“稍稍以轻罪笞其一二宗人，以风指百姓，百姓乃敢告恩。最后得其谋杀道姑攫财事，遂密擒恩狱中考按，尽得恩与其宗人诸不法状，因系杀恩，而其宗人坐死者数人，邑中为清。”其用谋可谓至深，然这种盘根错结的关系，一但除之不尽，必为所害。后来孙玺任满离任赴京铨注，豪家“即持金数千赴京师，赂阉宦瑞蕲，反其（徐恩）狱”。弄得一场官司，年余方得释免升官（注：《国朝献征录》卷九七。），亦可见州县官对此等莠民处理之难。
    面对来自上下左右阻碍，不同的州县官曾采用不同的施政手段，这除州县官在职责范围内必然履行的职责之外，还有社会道德和心理等因素。这正是“世事不可执一而观，要随时详审可也”（注：（明）王达：《笔筹》卷上。）。以公私而论，“公之私之，皆自心出，公则天下喜之，私则天下怒之”（注：（明）头陀真可：《长松茹退》卷上。）。然在世风日下的时候，往往公私颠倒，黑白不分，这也会影响到州县官的施政行为。对此，笔者将另文进行论述。
    五
    有明一代当过州县官的难以统计，在史志中，以此官擢者，事迹有见；以此官败者，亦多有所载；其平庸而事不突出者，大部分方志也记其姓名、出身、为官年月。在《名宦》、《官师》、《乡贤》等传中，每种方志总会有几人入传，而方志浩如山海，一个人尽其功力也不能遍阅。本人多年翻阅方志近四百余种，摘录州县官名录近万余人，其有事迹者才千余人，大多是记功和由此升迁的，可见编史志者多记功不记怨，更鲜见方志中为贪官酷吏立传的。不过在大计、按察中，动则罢免弹劾数百，其中州县官占大多数。可以说有关州县官记载很多，这就为我们研究州县官的施政问题提供很大的方便。在对这些资料整理归纳过程中，笔者认为有明一代州县官在施政问题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州县官施政受朝廷政策法令影响。朝廷对地方官员督促紧迫，州县官由此坏官和升迁的比例增大，其施政重点集中在朝廷督促的项目上。朝廷放松对地方官员管理，州县官因循守旧，政绩突出的少，保职求安的多，廉清循谨的鲜见褒奖，贪酷不职的也多能逃法网，州县政治渐趋腐败，朝廷权臣柄政，宦官弄权，州县官也不能致身于外，因此升迁者多，因此坏官的也多，阿谀与刚直的比例增大，黑白倒置的事件层出不穷，州县政治渐不可问。朝廷奖惩不公，姑息迁就，州县官因此失气者增多，以此失节者更多。
    从总体来看，明代在开创期的吏治比较清明。一般认为这是朱元璋成功驾驭的结果。“太祖起闾右，稔知墨吏为民害，尝以极刑处之，然每旌举贤良以示劝，不专任法也。尝遣行人齐敕赐平阳令张礎，建阳令郭伯泰，旌其治行。又或因士民之请留良吏，辄进秩留任，并有坐事被逮，部民列善状上闻，亦复其官，且转加超擢者矣，而其人改节易操，则又重法绳之。所以激劝者甚至，故一时吏治多可纪。”（注：（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三。）
    《明史·循吏传序》云：“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蹙，民生日蹙，而国亦送以亡矣。后人徒见中叶以来，官方隳裂，吏治窳敝，动谓衰朝秕政，而岂知其先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有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而上哉。”有人将明代分为开创（1368～1449）、腐化（1450～1521）、整顿（1522～1582）、衰敝（1583～1644）四个时期。亦有人根据这个分期将《明史·循吏传》出现的120名循吏进行统计，其中110名是在开创期，而衰敝期仅有1名（注：参见高寿仙：《明代官员考核标准与内容考析》载《明史论文集》，黄山书社，1994年。）。本人在查阅地方志时，把州县官的姓名、出身、籍贯、任期、升降处分、政绩等摘录下来，分别排序，发现地方志所收的循吏名宦虽以开创期为多（占百分这四十强），但在衰敝期也不为少（占百分之三十弱）。由此可见《明史》编纂者对明初吏治持肯定的态度，《循吏传》所收录的人也以明初为主。世界上不仅是黑白二色，而是多彩的，即使是在贪官污吏遮天蔽日之时，也曾有洁身自好的，而这些洁身自好者，往往会被歌颂，衰敝期收录循吏名宦居多，这可能是编纂方志人的这种心态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