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循吏的标准主要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这是以传统道德为基准的。然在明代，“虽贵为卿相，必有一篇极丑文字送归林下（弹章）；虽恶如梼杌，必有一篇绝好文字送归地下（墓志）”（注：（明）徐学谟：《归有园尘谈》。）。查阅明代的传记、墓志、行状、表序等，莫不是如此，这就大大降低其可信程度。但在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地方志中，虽大多不记地方官因为什么去任，但从许多州县官未满三年之任就去职，有的一年连换三官的情况来看，在朝廷严惩贪酷和政治败坏时，地方官更换就频繁，坏官的多，升官者少；而在政治安定时期，地方官任期就相对稳定，升官和满任的就多，可见朝廷政治变化直接影响州县官的施政行为。
    第二，明代对州县实行多头管理，管州县的官多，使州县官疲于应付各种关系，弄虚作假能得上峰欢心，一心政事反遭迫害，顺上者昌，逆上者亡，严重影响州县官施政，这也是导致州县政治败坏的原因之一。
    一般来说，政出多头则导致下面无所是从，尤其是在政治败坏的时候，州县官出于保官求升、息事宁人、躲难避祸等目的，对上阿谀奉承，行贿钻刺，再加上来自多方的需索，必导致州县官对百姓的盘剥。这样便导致州县政治的败坏，使社会风气也随之一变。天启年间吏部尚书赵南星讲时政“四害”时指出：“一曰干进之害，二曰倾危之害，三曰守令之害，四曰乡官之害。”（注：（明）赵南星：《味檗斋文集、遗笔》卷一《敬循职掌剖露良心疏》。）此“四害”无一不与州县官有关。谢肇淛在论酷吏与贪吏时说：“酷吏以击剥为声，上多以为能；贪吏以要结为事，上多为所中。”（注：（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五。）黑白颠倒，使“四害”难除，政治更趋昏暗，政治昏暗使贪官污吏丛生，“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卿，起而为盗”（注：《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九，赵南星：《申明宪职疏》。）。
    第三，明代正佐相互监督的制度在主官负责制加强的情况下渐失效用，导致相互监督机制失灵而彼此勾心斗角，州县正官看来是在本州县内趾高气扬，在实际上左右之人无不在窥测其短，更谋取而代之。
    朱元璋在《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中条列德安县丞陈友聪、莱阳县丞徐坦、溧水主簿范允等奸恶，都是抗拒府县催逼以致将府差枷杻拘监的事，其中两人凌迟示众，一人枭首任所。在《大诰续编·有司超群第九》中对怀宁县丞陈希文、宜兴县主簿王复春的持法不允、言府不公事加以褒奖。而在《循吏传》中，对南康县丞吴履对知县周以中的不良行为加以制止的事绩倍加赞赏，以致名士宋濂亲自为其作传（注：《国朝献征录》卷九六。）。这些案件和事情的发生，说明在明初佐贰官与正官分廷抗礼是比较普遍。而在明中叶则罕见佐贰官与正官分廷抗礼的事。乃至被时人认为佐贰官只是“涉笔占位署惟谨，惟长官之听，漫不可否事”（注：《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说明正佐相互监督之势已衰，而代之而来的是阿谀奉承而无所不及。
    袁帙在谈贪赃枉法的问题时说：“今天下之凋敝，其最者莫若赃吏，而吏之犯赃者，多出于小官。自丞簿以下至杂流，其不贪者盖百之一二。”（注：（明）袁帙：《世纬》卷下《惜爵》。）小官犯赃者多，除上官卸责于下以外，还有杂以升进、上方需索、俸薄职贱等原因。既然上官常卸责于下，而升进希望渺茫，那么把持上官之短以自保，掠金钱以求实惠，则成为佐贰官的绝窍和指南。故此有“今佐领官所在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令署事，入门即徵租税以图加收，日夜敲扑，急于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虚语也”（注：（明）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卷一四《朝觐事宜疏》。）。出现这种状况，可见佐贰官并不是“惟长官之听”而任人宰割的羊，他们也有自己的为官之道。
    第四，明代乡绅士大夫势力强大，朝廷非但不予以限制，且借助他们对州县官进行监督，再加上乡绅士大夫上能达权贵，下能呼应乡里，州县官很难摆脱他们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些州县官不畏强暴，却豪强，摧权势，但成功者少，失败者多，故大部分州县官与他们同流合污。
    明代乡绅士大夫的势力强大，早已为明史学界所重视，对乡绅士大夫的研究也比较深入，并注意到州县官与乡绅士大夫相勾结的问题，但对州县官与乡绅士大夫的冲突则显得注意不够。做为州县官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朝廷的政令，维持地方治安。在乡绅士大夫“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注：（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四。）的情况下，人民铤而走险，走上反抗的道路。对于这一点，最高统治者是有所认识的，因此三令五申地加以制止，且对严厉打击豪猾的州县官加以奖励。在《循吏传》中，有不少就是因禁豪强而入传的，在地方志的《名宦志》中也多因禁豪强而入名宦祠的。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禁豪强的后果，州县官不是自伤，便是两伤。可以说，明代州县官在对乡绅士大夫的利用和禁锢问题上的表现相当复杂，这也是有待于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第五，自朱元璋采取民陈有司贤否，民拿贪官污吏进京，耆民奏有司善恶等措施以后，其后继者在加强对地方官监控的同时，注重民间采访。隶役走卒，乞丐无赖的舆论都可能影响州县官的前程。
    赵翼在谈及朱元璋因部民乞留而留任的问题时讲到“郭琎为吏部尚书，虑其中有妄者，请核实。从之。自是遂为例（琎传）。郭登守衢州，坐累徵。耆老数百人伏阙乞留。不听。吴讷巡按贵州，将代还，部民诣阙乞留。诏不许（亦见各本传）。宣宗因刘迪、王聚之邀吏民保留，自后部民乞留者，率下所司核实。盖久则弊生，不得不随时变法也。”（注：（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三。）在这个问题上，明代走两个极端，要不是特重民意，部民请留颂德而嘉奖之，如赵翼所谈诸例；要不就是轻视民意，部民颂德请留而故贬之，如前所讲凤翔令王命之事。李维祯在讲明末风气时说：“乃今上之黜陟，与下之好恶时相左”（注：（明）李维祯：《大泌山房集》卷一六《棠阴善政叙》。）。在人治的社会里，人为的因素所起的作用颇大，尤其是专制政体下，能够决定人的命运的人的好恶是占决定地位的，顺从他们的意志，按照他们的好恶去办事，也是在这种制度下的一种必然现象。
    总之，在专制政体下，君主和上级是处于支配地位，州县官则处于被支配地位。这被支配的人在自己的治下又拥有支配的权力，而自己支配的人又可能越过自己到支配自己的人那里去控告。州县官如何顺应这种政治结构，应付这复杂的政治环境，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则是州县官必须和应该掌握的技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概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
    其一，他们可能是野心勃勃而谋求个人私利的政治赌徒，要排除异己，邀宠媚上，以期谋取更多的权利；也可能是忠心耿耿而忧国忧民的忠良之士，要施展抱负，有所作为，乃至以天下为己任。
    其二，他们可能是道貌岸然而作伪称善的欺诈高手，要施展计谋，博取声名，乃至口蜜腹剑，奉承百端；也可能是胸襟坦荡而严己待人的正直之士；要明于体用，详明正理，乃至虚己下士，不耻下问。
    其三，他们可能是奴颜卑膝而谄媚取容的溜须惯手，要装腔作势，哗众取宠，乃至吮疽嗜便，献金送妾；也可能是贤良方正而不善逢迎的刚直之士，要教化正俗，以道谕人，乃至疾恶如仇，直颜犯上。
    其四，他们可能是作威作福而志骄意满的权门新贵，要巧取豪夺，挥霍无度，乃至奢僭威福，敲榨勒索；也可能是谨小慎微而乍登此位的寒素之士，要儒雅自命，力保清白，乃至蠹衣布被，吃斋茹素。
    其五，他们可能是久涉宦海而沉浮自如的官场老手，要明哲保身，看风使舵，乃至处事圆滑，滴水不漏；也可能是涉世尚浅而盛气未衰的有志之士，要振颓革弊，施展才华，乃至争强好胜，不屈势力。
    以上诸种人和行为，对上下左右来讲，都存在威胁和不安。而对州县官来说，不使用一些手段，非但不能适应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而且还会断送自己的前程和性命，也就更谈不上施政。由此可见，州县官施政人为因素很多，有待于深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