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而上、而下、而旁交，凡百垂涎于令”的险恶环境，不同的州县官采取不同的施政手段以适应千变万化政治风云。
    以向上而论，州县官施政得到上方的掣肘最多，而州县官应付上方的方法也最多。以号称强项的州县官来说，他们“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注：（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三《史九》。），敢以身家性命对上而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平江知县夏子谅，“有治才，尤恤民隐。时（隆庆元年）功令丈田，意在广额，子谅迫于简书，披星戴月，丈田四载，实仅敷原额，屡白上官，不允。遂有啮指沥详之事，卒得请”（注：《同治平江县志》卷三五《职官·名宦》。）。为本县事以血书上请，可谓强项。然这种强项的结果，往往对州县官本人不利。既强项而又有谋，方是善为州县官者，如赫赫有名的徐九经，在南京之下的句容为知县。句容是达官贵人云居之处，本号为难治，九经仅因惩治权贵子弟，被诽语中之而事达巡抚。巡抚宿怨九经抗上，以此事而将九经拘署待参。“三日，父老数千人拥而廷见，称九经贤”，在民众的声援下，巡抚不得不承认“此强项吏好以抗上自为名”。事情闹到京城，连皇帝也称赞起来，以致“时谓中丞之力不能胜一县令也”（注：《皇明世法录》卷九○《郡县名臣·句容邑侯徐公传》。）。徐九经身在繁华地，治县有方，易为传播，其名上达天子，下传颂于百姓，对这样的州县官，上峰当然要有所顾忌，故不怕强项，只怕无名，而实际被称为强项者，均因此获得名声，而不获名声者，被上峰整治而冤沉海底的，往往比获名声的多。因此，对上以强，不如对上以巧，这也是大部分州县官的座右铭。
    谢肇淛称：“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术弥巧。”（注：（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三。）巧贵在得法，若一意为自己私利，贪赃妄法，虽以巧而于施政无补，这等州县官虽不致遭贬招民怨，但为害不浅，如含山知县赵恕，在弘治中兴时上任，以巧为官，使民颇富饶的含山县“至此日疲”，所造成的祸患延及后世，招骂于永远（注：《乾隆含山县志》卷六《职官》。），若倾心施政，却上方需索而施之以巧，末免不造福于一方。如成化年间丹徒知县杨琎，在中使“所至缚守令置舟中，得赂始释”的情况下，“选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驰以迎”。此二人在中使发怒欲执的时候，“跃入江中潜遁去”。这样杨琎便抓住把柄，对中使说：“方今圣明之世，法令森严，如人命何！”致使中使不敢需索，减轻各州县的负担，此应算巧中有方（注：《国朝献征录》卷九五。）。由此可见，巧宦并非全是奸贪，这要看其施巧的目的，在上峰督逼紧迫的情况下，大部分州县官是“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注：《海瑞集》上编，《淳安政事序》。）。这样做的结果，非但造成吏治败坏，而且影响州县官的正常施政。
    来自州县官的左右的势力对州县官的施政也影响甚巨，谢肇淛认为：“今之仕者，宁得罪于朝廷，无得罪于官长；宁得罪于小民，无得罪于巨室，得罪朝廷者，竟盗批鳞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弥缝之术。惟官长、巨室，朝忤旨而夕报罢矣！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注：（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三。）他认为乡绅士大夫乃是州县官施政之大难题，吴晗先生讲这些乡士夫之所以敢作恶而凌驾于守令之上的条件有三，一是有法律保障，二是政治地位高于守令，三是以政治关系网控制守令（注：参见吴晗：《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说明州县官施政受乡士夫影响甚巨，但州县官若大胆禁豪猾，即使不为朝廷所嘉奖，也大多能被列入地方志中的《名宦》之列。这表明封建政权与乡绅士大夫间对立统。
    乡士夫对州县官的影响控制，阻碍州县官的施政，这就给州县官带来上下两个方面的难题，于上督催难完而常遭斥责，于下民苦不堪言而怨声载道，而乡士夫又认为其软弱可欺，真乃是上下左右均难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凡善于为官的人是能够回旋自如，此称为巧宦；而能任事的官，则能把持一方以为奥援，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善为官的，则往往三方遭怨，身败而名裂。其回旋自如者，走两个极端，不是持身以正行之以礼，便是持之以术行之以智，不是大忠便是大奸。把持一方者，都是有能力的，他们能借此之力以制彼之挟制，如善借上之力者钻营，善借下之力者钓誉，善借左右之力者虚伪等等。其三方遭怨者，并非想得罪三方，而是想尽力讨好三方，其目的不纯，最终难免是费力不讨好。这正是“造诣不尽者，天下之人品；读不尽者，天下之书”（注：（明）彭汝让：《木几冗谈》。）。
    州县官施政行为主要对下，而在下之中，最为难治的当属吏胥和莠民，吏胥是州县官不得不依靠的力量，莠民则是“善政之蟊贼”（注：（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
    谢肇淛认为：“为守令者，贪污无论，以上者高谈坐啸而厌簿书，此一病也。次者避嫌远疑，一切出内，概不敢亲，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于疑胥役，其信奸民甚于信守令，一切钱谷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经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尽盗跖也。事有违盗以干誉者，莫此为甚焉。”（注：（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一四。）李洵教授认为：“明代官和吏是组成官僚体制不可分的两个政权载体，在实施统治上的作用也是基本相同的，两者既是王朝对一统国家管理性能的主要体现者，又是官僚政治腐败体制的源头”（注：李洵：《论明代的吏》，载《明史研究》第四辑，黄山书社1994年。），顾炎武认为明代“弃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胥吏，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八。），是州县官施政离不开吏胥。
    州县官与吏胥的关系微妙，站在官的立场上，对吏胥既要利用又要防范，其上者成功驾驭吏胥，称之为“为政有方，吏不能欺”（注：《大明一统志》卷一《顺天府·名宦》。），或是“吏畏其威，不敢售奸”（注：《道光祁门县志》卷七《名宦传》。）；其中者“严待胥吏，绳豪吏以示警”（注：《光绪青阳县志》卷四《职官志》。），“厘剔奸胥，以法绳之”（注：《光绪宣城县志·官师志》。）；其下者与吏胥“同恶相济，虐害吾民”（注：《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糊涂废事，听任书手”（注：《三巡奏议》卷二《题为纠劾贪酷有司以备考察事》。）。站在吏胥的立场上，对官也是既要利用又要防范。其上者，奉公守法，小心供职，捱得役满，混上一官半职；其中者善看官之颜色，有功则推之上官，有过则御之下民；其下者“把持官长，代送苞苴”（注：（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一。），盘据州郡，出入蒙混，甘心下贱而谋肥私橐。由此可见官与吏是不可分的对立统一体，彼此都不能将对方逼迫太甚，不然非但官难以施政，且多以此坏官。如帝京脚下的通州，在万历年间，“为逋赋剧郡，蠹吏盘据，出入蒙混，三载五易其守”。新任知州李一爵不愿受吏胥控制，到任后就加清核，将逋赋俱完而得罪胥吏，于是“蠹吏衔之，中以匿揭”，李一爵因此被拿去查问。后因“郡人叩阍昭雪”，方免问罪，但也不能再回原任（注：《山西通志》卷一四八《仕实录四·李一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