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评论道：“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为声。”(69)“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70)直到成帝，“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系无辜，掠立迫恐，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71)。这使得人们不得不继续抨击“残贼之吏”，呼吁“放退残贼酷暴之吏”，锢废不用，使百姓“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72)。至哀平，就在朝廷继续清除酷吏的同时，丞相王嘉还被人劾奏“所举多贪残吏”(73)。这使得“察吏残贼酷虐者，以时退”(74)，显得收效甚微。帝国衰微而酷吏不减。民有七死，头三即乃酷吏所为。“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75)可见“吏易杀人”(76)的酷吏政治一直延续到新帝国时代末期。不过，虽“酷吏众多”(77)，然已沦入群体平庸，酷吏之酷已不足数，无甚特色可言。总之，酷吏作为新帝国时代最风光的一个官僚群体，“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78)。虽然酷吏亦正亦邪，但有的邪不压正，有的正不敌邪，有的正邪不分，有的一生邪恶，还有的先邪后正(79)。无论廉洁奉公还是贪赃枉法，都能做到称职敬业。“虽惨酷，斯称其位矣。”(80)亲身见证酷吏的太史公一语中的，可谓盖棺定论之言。
    从官僚政治生态角度看，这些酷吏的个人性格都不是无意义的，它其实属于更为广泛的官僚集团的职业性格。只不过酷吏们把自己的这种职业性格毫无顾忌地发挥到了极端，从而呈现出某种露骨的变态人性，似乎他们天生就是一批为做官、为杀人、为施暴而获取存在价值的权力狂。虽然官僚集团无不痴迷权力，但酷吏对权力的崇拜和妄想还是令人震惊。
    2.酷吏观念
    当汲黯在朝堂上斥责张汤“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81)时，完全没有意识到用这种一般性的官僚思维根本不能规范和约束酷吏。
    在酷吏观念中，国家和君主永远是第一位的，家庭和亲情始终是第二位的。所以，在一般官员心中似乎还会产生矛盾的地方，比如“忠孝不能两全”之类的艰难抉择(82)，在酷吏身上根本不会发生。因为从一开始，酷吏就要求自己“背亲而出，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83)。不管实际上酷吏能否真正做到这点，但这种为国尽忠、牺牲家庭确实是酷吏们信奉的职业操守。这种“背亲而出”虽然算不上与家庭决裂，但也是将亲情抛至身后，置之度外。相形之下，循吏或一般官员还多少有些犹豫和彷徨。可见国高于家，君重于亲，忠先于孝，是酷吏有别于一般官员的明显特点。最重要的是，酷吏比一般官员更为直白或坦率。他们一般不屑于掩盖或伪饰自己的观点，不屑于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弄得曲曲折折，弯弯绕绕。酷吏也会劝谏皇帝，但他们的劝谏往往非常直率。
    酷吏对刑罚的迷信和偏执，有时可能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酷吏们都是虔诚的“法治主义者”，认法不认人。其实不然。本质上，酷吏只是死心塌地的“权治主义者”。没有一个酷吏真心相信并尊重法律的权威。他们坚信“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84)。他们毫无障碍地把法律当作自己行使权力的手段和滥用权力的借口。无论是赵禹、张汤的“其治尚宽，辅法而行”，还是义纵的“以鹰击毛挚为治”(85)，都不能改变酷吏用法只是弄权这一本质。对酷吏而言，执法只是在行使权力。比如，张汤“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也就是“以巧诋助法”，毫无公平可言(86)。
    酷吏执法的无原则性，有时出于个人好恶，恣意妄为，比如周阳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87)；有时出于官场权术，故作高深，比如严延年，“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88)；更多的时候则是出于利益取舍，四处投机，这方面王温舒可为代表。“温舒多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虽贵戚，必侵辱。”在这里，身份的尊贵远不敌权力的显赫。“舞文巧请下户之猾，以动大豪。”也就是说，“弄法为巧，而治下户之狡猾者，用讽动大豪之家。所以然者，为大豪中有权要，不可治故也”(89)。可见，酷吏对贵戚豪门的打压绝对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相当理智的选择和精准的权衡。这种权衡标准就是实际权力。应该说，酷吏是一批实用的权力主义者。用权弄权是酷吏执法犯法的本质。借法施暴、依法作恶是酷吏的行政风格。正因如此，酷吏施法往往能将权力之恶随心所欲地发挥到极端。王温舒行法，“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灭宗”(90)。在这里，看不到丝毫的法律尊严。这种玩法律于股掌之中的狂妄，正是自恃大权在握的权力傲慢。
    酷吏作为精明老练的帝国官僚，对权力，对皇权的透彻理解超过他人。所以，在酷吏心中，法律和权力是统一的。他们绝对不会产生从法还是从权这类低级的观念困惑。比如，杜周为廷尉，“其治大抵放张汤，而善候司”。也就是善于“观望天子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种历史主义的合理态度，所谓“各当其时而为是也”(91)。但实际上，这恰恰表明，在酷吏们看来，法律以及法律代表的公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的态度。但酷吏们的伪善在于，把皇帝的态度说成法律。在这个意义上，三尺法与人主意是统一的。杜周的这种理解不但是更现实的，而且也更到位和准确。人常说的法大还是权大，在专制政治中完全是个伪问题。皇权政治不光礼法合一，而且还权法合一。权力即法律。有权就合法。法律本是权力者所制定，并为权力者服务。换言之，法律来源于权力，同时服务于权力。而皇权政治的最高权力者就是皇帝。所以，依照皇帝的意志来执行法律完全是天经地义。在这里，三尺法与人主意的对立，其实就是法治还是人治的关系，或法大还是权大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是在人们质疑酷吏执法施政时提出来的。这或许说明，酷吏政治的肆无忌惮已经让人们深感畏惧和愤怒。
    酷吏都是些性格极端的人，颇有些宁可把事情干砸也不能不干事的气魄。正所谓宁可执法犯法，也不心慈手软，让人说成昏聩无能。因为这种“宁左勿右”的官场逻辑是，左比右更有利于仕途，残酷无情胜过手下留情，制造冤案胜于不办案，宁肯错杀不可不杀。江夏太守尹赏“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坐残贼免。南山群盗起，以赏为右辅都尉，迁执金吾，督大奸猾。三辅吏民甚畏之”。尹赏死前用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诫诸子说：“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92)按照这种逻辑，杀人越多越好，甚至好过不敢杀人。杀人多说明你能干，即便犯事还能赦免重用。不杀人说明你无能，永无出头之日。这种打入冷宫的耻辱甚于贪污受贿。总之，大开杀戒不丢人，贪赃无能才让人看不起。这种经验之谈肯定不是尹赏一个酷吏的私人心得，而是专制政治的官场总结。比如，淮阳都尉尹齐“所诛灭淮阳甚多”；河南都尉田广明“以杀伐为治”；淮阳郡守田云中“亦敢诛杀”(93)；廷尉史杜周“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多”，后列三公，两子为郡守，“治皆酷暴”(94)。正是受惠于父亲教诲，尹赏四个儿子“皆至郡守，长子立为京兆尹，皆尚威严，有治办名”(95)。
    从有儒学背景的官员看来，酷吏做派过于张扬和强势。比如，武帝打算让宁成做郡守，御史大夫公孙弘却提出反对意见：“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96)可见人们认为酷吏治民危害很大。又如，京兆尹张敞与严延年私交甚笃。张敞不是循吏，但算个能吏。“敞治虽严，然尚颇有纵舍，闻延年用刑刻急，乃以书谕之曰：‘昔韩卢之取菟也，上观下获，不甚多杀。愿次卿少缓诛罚，思行此术。’延年报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余毙，莠(甚)［盛］苗秽，何可不也？’”张敞这里使用的比喻很老套，把官吏比作走狗，所谓“良犬之取菟，仰观人主之意而获之，喻不妄杀”(97)。但严延年却把官吏行刑比作农夫锄草。这就把自己的酷法施暴说成了为民除害，从而赋予了某种天然的正当性。
    酷吏都是很实际的人。道德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虽然不能说酷吏们都没一点道义感或正义感，但他们首先考虑的肯定是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且他们对此也毫不掩饰。虽然人们公认“刀笔吏不可(谓)［为］公卿”(98)，或“不可以居大府”(99)，但这丝毫不影响酷吏们的官场生涯和人生自信。宁成常说：“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在他看来，做官做不到二千石的大官，根本不能算是当官的；赚钱赚不到成千上万，就不好意思说是有钱人。更妙的是，宁成把当官和赚钱相提并论，视作人生的基本目标(100)。幸运的是，这两大人生目标，宁成都实现了。
    不与民争利是一般官僚的行政信条，尽管实际未必如此。但酷吏对此却毫不掩饰，公然主张与民争利。比如，“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昭帝大行时，方上事暴起，用度未办，(田)延年奏言：‘商贾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当为。请没入县官’”(101)。显然，这与寻找一切机会扩张皇权的酷吏观念密切相关。所以，即便有的出于上意，但同样符合酷吏的执政理念。比如，武帝时，因兵伐匈奴而致使“县官空虚。(张)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也就是“笼罗其事，皆令利入官”(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