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但这不等于民众没有和平抗争的尝试和努力。比如，淮阳太守田云中肆意诛杀，激起民愤，“吏民守阙告之，竟坐弃市”。这可能是新帝国时代民众被迫上访，告倒酷吏的唯一例子。又如，田延年借昭帝葬礼之机，没收了茂陵富人焦氏、贾氏私自购置的数千万墓葬用品。“富人亡财者皆怨，出钱求延年罪。初，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致方上，车直千钱，延年上簿诈增僦直车二千，凡六千万，盗取其半。焦、贾两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议奏延年‘主守盗三千万，不道’。”(《汉书·酷吏传》，第3665～3666页)
    (120)这点与循吏政治确有差异。循吏政治对民众有强硬的时候，但也有和缓的时候，并非一味逞强耍横。
    (121)(123)《汉书·酷吏传》，第3663～3663、3663页。
    (122)《汉书·元后传》，第4013～4014页。
    (124)《汉书·薛宣传》，第3393页。
    (125)(126)(129)(130)《汉书·循吏传》，第3635、3628、3637、3642、3641，3631～3632，3636、3627，3628～3634页。
    (127)其实，酷吏长短也在此。比如，赵广汉承认自己“禁奸止邪，行于吏民”还行，“至于朝廷事，不及(隽)不疑远甚”(《汉书·隽不疑传》，第3038页)。应该说，酷吏本人的真情告白最具说服力。
    (128)整个新帝国时代，酷吏一直绵延不绝。只不过武帝时的酷吏更具个性风采，从而淹没了后世的酷吏行径。
    (131)(132)(133)(134)(135)(136)(137)《汉书·循吏传》，第3627，3627，3631、3628，3635～3637，3629，3642，3640页。
    (138)(139)(140)(141)《汉书·循吏传》，第3642、3631、3629～3630、3630～3631页。
    (142)(143)(144)《汉书·司马相如传下》，第2577～2580、2580、2580页。
    (145)《汉书·循吏传》，第3639页。
    (146)《汉书·薛宣传》，第3391页。
    (147)《汉书·张敞传》，第3222页。
    (148)(156)《汉书·冯奉世传》，第3305、3305页。
    (149)(159)《汉书·尹翁归传》，第3206～3209、3207～3208页。
    (150)(158)《汉书·何并传》，第3268、3266，3269页。
    (151)《汉书·孙宝传》，第3259页。
    (152)《汉书·薛宣传》，第3391、3387页。
    (153)《汉书·王尊传》，第3229页。
    (154)《汉书·朱博传》，第3402页。
    (155)《汉书·叙传上》，第4199页。
    (157)《汉书·韩延寿传》，第3211页。
    (160)《汉书·尹翁归传》，第3208页。
    (161)《汉书·韩延寿传》，第3212页。
    (162)《汉书·王章传》，第3239～3240页。
    (163)《汉书·元后传》，第4013～4014页。
    (164)《汉书·隽不疑传》，第3035～3036页。
    (165)《汉书·王尊传》，第3227页。
    (166)《汉书·韩延寿传》，第3210页。
    (167)(168)(169)(170)《汉书·张敞传》，第3222、3221、3222、3226页。
    (171)《汉书·薛宣传》，第3387～3388页。
    (172)(173)(174)(175)(176)《汉书·循吏传》，第3632、3632、3633、3633、3632页。
    (177)《汉书·张敞传》，第3226页。
    (178)张释之任职廷尉而被称作“名臣”，其行政风格甚至为政理念，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的能吏。可见，名臣与能吏差不多是一回事。从张释之到萧望之，其言其行无不透显出，汉廷这种名臣和能吏相通的政治语义具有前后一致的高度稳定性。
    (179)《汉书·萧望之传》，第3292页。
    (180)联系史家评论，汉人似乎认为，能吏有治国之才，但无帝师之术。
    (181)《汉书·薛宣传》，第3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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