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良吏之治
    1.良吏特点
    良吏特点可以分为内外两个方面。从表面看，良吏的仪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薛宣的“为人好威仪，进止雍容，甚可观”(146)；一种是完全相反的张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这当然不算什么。但接下来的细节就有些趣味了，以致成为一个历史典故。张敞“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它把最隐秘的高官私生活曝光在公开场合，成为官场的一个公众议题。“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147)大臣画眉被官场中人视作另类，甚至罪过，至少是不合乎高级官员身份的失礼之举，否则不会遭到有关部门的弹劾和指责。所谓“上爱其能，弗备责”，言外之意，张敞画眉确有值得非议之处，只不过皇帝不想过多追究而已。这里的问题是，官员的私生活为何成为官场议论和批评的公开话题？官员私生活如何被公开的？这是否说明，皇权秩序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必要的私密空间？这种力量不是法律，而是礼制，归根结底是权力。也就是说，此乃皇权所必须，此乃皇权秩序的应有之义，此乃皇权对吏治的基本规范。换言之，皇权以礼为标准，以自身为目的统管一切。只要它愿意，没有什么能免于其干预和宰制。
    总之，从外在层面看，最能表现良吏特点的是张敞画眉。因为人们很难想象酷吏或循吏会有此举。据此不妨引申出，良吏比酷吏有人性，比循吏有人情。从现代的角度看，酷吏可畏，循吏可敬，良吏可爱。
    从内在看，良吏的行政风格和实际效果也都有一些非常类似的共同特点。陇西太守冯逡“治行廉平”。上郡太守冯立“居职公廉”(148)。东海太守尹翁归“廉平乡正，治民异等”；“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所举应法，得其罪辜，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历守郡中，所居治理。”(149)颍川太守何并“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举能治剧，为长陵令，道不拾遗。”(150)孙宝任广汉太守，“蛮夷安辑，吏民称之”(151)。左冯翊薛宣“性密静有思，思省吏职，求其便安。下至财用笔研，皆为设方略，利用而省费。吏民称之，郡中清静”。“宣数言政事便宜，举奏部刺史郡国二千石，所贬退称进，白黑分明，由是知名。出为临淮太守，政教大行。”(152)益州刺史王尊“居部二岁，怀来徼外，蛮夷归附其威信”(153)。
    概言之，良吏的二重政治性格表现在，一方面“少仁爱而不能便利于人”，一方面“宽假于下”。这使得良吏有别于酷吏。比如，左冯翊朱博“文理聪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谲，网络张设，少爱利，敢诛杀。然亦纵舍，时有大贷，下吏以此为尽力”(154)。
    2.良吏行政
    良吏之所以又叫能吏，就是因为他们大多具有一种知难而上的劲头。越是麻烦大、问题多、难以治理的地方，就越是能激发起能吏们的挑战欲望。比如，班伯看到“定襄大姓石、李群辈报怨，杀追捕吏”，治安混乱，就上状自请代理郡守几个月试试。“定襄闻伯素贵，年少，自请治剧，畏其下车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请问耆老父祖故人有旧恩者，迎延满堂，日为供具，执子孙礼。郡中益弛。诸所宾礼皆名豪，怀恩醉酒，共谏伯宜颇摄录盗贼，具言本谋亡匿处。伯曰：‘是所望于父师矣。’乃召属县长吏，选精进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隐伏，旬日尽得。郡中震栗，咸称神明。”(155)值得注意的是，定襄人本以酷吏视之，班伯却先以循吏示之，最终以良吏治之。在这里，三吏角色的转化与实施，在官民心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复杂面相。
    虽然能吏不像循吏那样把教化民众放在很高的位置，但仍然相当重视教化。所以，能吏行教化也不乏其人。比如，冯野王父子治行相似，“好为条教”(156)；韩延寿“上礼义，好古教化……修治学官”(157)。
    在不畏上、不扰民方面，有两个良吏的行为事迹极为类似。一个是颍川郡守何并。锺威是颍川郡掾，“臧千金”。他哥哥锺元“为尚书令，领廷尉，用事有权”。何并前往颍川太守任前，锺元替他弟弟贪污一事向何并求情。“请一等之罪，愿蚤就髡钳。”也就是用肉刑换死刑。何并断然拒绝了锺元的讲情。“阳翟轻侠赵季、李款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至奸人妇女，持吏长短，从横郡中，闻并且至，皆亡去……(并)敕曰：‘三人非负太守，乃负王法，不得不治。锺威所犯多在赦前，驱使入函谷关，勿令污民间；不入关，乃收之。赵、李桀恶，虽远去，当得其头，以谢百姓。’锺威负其兄，止雒阳，吏格杀之。亦得赵、李它郡，持头还，并皆县头及其具狱于市。”(158)何并这番雷霆手段很有特点，胆大心细，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有理有据；即便跨郡追杀，也绝不放弃；注重效果，不扰民但又告知于民。这样，本地的良好治安便立竿见影起来。一个是东海郡守尹翁归。尹翁归上任前，“过辞廷尉于定国。定国家在东海，欲属托邑子两人，令坐后堂待见。定国与翁归语终日，不敢见其邑子。既去，定国乃谓邑子曰：‘此贤将，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归治东海明察，郡中吏民贤不肖，及奸邪罪名尽知之。县县各有记籍。自听其政，有急名则少缓之；吏民小解，辄披籍。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159)。尹翁归认真负责，事必躬亲。最重要的是，他对“私”有特殊的理解。一方面不以权贵私利来破坏朝廷规矩，一方面不以官府公务来干扰民众日常生活。所谓“于大会之中及行县时则收取罪人”，既是为了“警众”，也是尽量避免扰民。
    能吏不光以铁腕高压管理社会，维持秩序，尤其是注重在制度上下功夫，对规则的制订往往达到极度苛刻的程度。最重要的是，赏罚分明，令出必行。还以尹翁归为例。他为右扶风时，“选用廉平疾奸吏以为右职，接待以礼，好恶与同之；其负翁归，罚亦必行。治如在东海故迹，奸邪罪名亦县县有名籍。盗贼发其比伍中，翁归辄召其县长吏，晓告以奸黠主名，教使用类推迹盗贼所过抵，类常如翁归言，无有遗(托)［脱］。缓于小弱，急于豪强。豪强有论罪，输掌畜官，使斫莝，责以员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辄笞督，极者至以铁自刭而死”(160)。这里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光是“计其人及日数为功程”，把责任计件计量分别落实到每个人，而且不得相互代替推诿。这种量化的工作方式和规章制度，对官僚制系统的高效运转具有不可低估的深刻影响。同时，它也是能吏对官僚制正常运作提供的强大技术性保障。总之，能吏对官僚制的实际作用恐怕还在酷吏和循吏之上。无独有偶，韩延寿做颍川太守时，“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又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仟佰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莫敢人界。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棰楚之忧，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或欺负之者，延寿痛自刻责：‘岂其负之，何以至此？’吏闻者自伤悔，其县尉至自刺死。及门下掾自刭，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寿闻之，对掾史涕泣，遣吏医治视，厚复其家。”可见善于恩威并施是良吏有别于酷吏和循吏的一个鲜明特点。这使得良吏能够在规章和理念之间最大限度地保持平衡，而不至于过度偏颇和趋向极端。正因如此，良吏在严格执行规定的同时，又不拘于死板条文。因为他们知道，制度之上还有价值。这样，“纳善听谏”、知错就改便成了良吏的另一个值得称道的优点。“延寿尝出，临上车，骑吏一人后至，敕功曹议罚白。还至府门，门卒当车，愿有所言。延寿止车问之，卒曰：‘《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驾，久驻未出，骑吏父来至府门，不敢入。骑吏闻之，趋走出谒，适会明府登车。以敬父而见罚，得毋亏大化乎？’延寿举手舆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过。’”(161)尽管一开始韩延寿要求功曹对迟到的骑吏“定其罪名而更白之”，但当他听到门卒借助《孝经》讲出的“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则同也。母则极爱，君则极敬，不如父之兼敬爱”这番说教时，就明白了不能把吏道置于孝道之上，否则人伦教化将不得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