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三吏比较合论
    三吏比较以良吏为主体。因为酷吏和循吏的界限泾渭分明，甚至有水火不容之势。相形之下，良吏在酷吏和循吏之间就颇为游离。虽形象鲜明，却面孔模糊；虽立场明确，却行为暧昧。这使得良吏成为酷吏和循吏之间最耐人寻味的角色。
    1.良吏和酷吏
    汉人对良吏和酷吏的分别有时看得不是很清楚。“自孝武置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而吏民为之语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然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扬雄亦如之。”班固在《汉书》中沿用这个说法，并大体按照这个标准来叙述良吏的行为事迹。在这个叙述模式中，我们看到了良吏和酷吏的某种深度重合。“广汉聪明，下不能欺，延寿厉善，所居移风，然皆讦上不信，以失身堕功。翁归抱公絜己，为近世表。张敞衎衎，履忠进言，缘饰儒雅，刑罚必行，纵赦有度，条教可观，然被轻婧之名。王尊文武自将，所在必发，谲诡不经，好为大言。王章刚直守节，不量轻重，以陷刑戮。”(162)
    但良吏和酷吏的区别还是能在政治实践和官场生态中微妙而深刻地体现出来。这里有两个例子。一是酷吏职务中的良吏心态。王贺“为武帝绣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盗坚卢等党与，及吏畏懦逗遛当坐者”，王贺“皆纵不诛”，因此被免。他说：“吾闻活千人有封子孙，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163)二是酷吏和良吏的相互尊重和欣赏。“武帝末，郡国盗贼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逐捕盗贼，督课郡国，东至海，以军兴诛不从命者，威振州郡。胜之素闻不疑贤，至勃海，遣吏请与相见……胜之开延请，望见不疑容貌尊严，衣冠甚伟，胜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据地曰：‘窃伏海濒，闻暴公子威名旧矣，今乃承颜接辞。凡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后树功扬名，永终天禄。’”二人的结识过程和这番对话，确实将良吏和酷吏之间的性格差异生动而传神地展示出来。“胜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纳其戒，深接以礼意，问当世所施行……胜之遂表荐不疑，征诣公交车，拜为青州刺史。”(164)暴胜之无疑颇具酷吏风格，可他对隽不疑却惺惺相惜，赏识有加。而隽不疑表达的吏治观念又能得到暴胜之的同情之理解。二人之契合殊为难得。可见良吏和酷吏的政治性格中确有暗合之处。而这本身亦表明新帝国时代政治生态之复杂。
    良吏虽然也杀人，但和酷吏不同的是，良吏杀人多引经据典，讲出一番道理，给人的感觉是，不像酷吏那样，杀人取乐，为杀人而杀人。所以，即便良吏行法狠辣，却不至于滥杀无辜。有的良吏在成长过程中也能多少看出某些酷吏的经历特点。比如，王尊“窃学问，能史书……署守属监狱”。在吏治经验的基础上，王尊又转向了经学。“事师郡文学官，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165)“郡文学官”是负责地方文化教育的主要官员，这使得他此后的行政风格逐渐具备了良吏风范。
    简单说，良吏和酷吏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行教化。韩延寿和赵广汉均做过颍川太守，“颍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但二人治民方略迥然有别，由此构成一种鲜明对比。“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166)据此看，良吏明显优于酷吏。但这并非绝对。
    在京兆尹这个位置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酷吏和良吏的各自优势。“京兆典京师，长安中浩穰，于三辅尤为剧。郡国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为真，久者不过二三年，近者数月一岁，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唯广汉及敞为久任职。”(167)宣帝时，先是酷吏赵广汉做京兆尹，继而循吏黄霸做京兆尹，然后是良吏张敞做京兆尹。这三个人中，虽然“颍川太守黄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但偏偏就是黄霸最不成功。“视事数月，不称，罢归颍川。”或许人们已经适应了酷吏的管制，乍然来了个循吏，肯定压不住阵脚。“自赵广汉诛后，比更守尹，如霸等数人，皆不称职。”在这个背景下，胶东相张敞上任京兆尹，表明皇帝对良吏管理天下第一大城市的迫切期待。“京师浸废，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上以问敞，敞以为可禁。”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张敞的行政管控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敞既视事，求问长安父老，偷盗酋长数人……敞皆召见责问，因贳其罪，把其宿负，令致诸偷以自赎。偷长曰：‘今一旦召诣府，恐诸偷惊骇，愿一切受署。’敞皆以为吏，遣归休。置酒，小偷悉来贺，且饮醉，偷长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闾阅出者，污赭辄收缚之，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或一人百余发，尽行法罚。由是枹鼓稀鸣，市无偷盗，天子嘉之。”(168)张敞放手使用盗贼为吏，颇有酷吏之风。但他是有分寸的。所以史家评论道：“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时时越法纵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方略耳目，发伏禁奸，不如广汉，然敞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颇杂儒雅，往往表贤显善，不醇用诛罚，以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169)这个评价相当准确，“略循赵广汉之迹”道出了良吏和酷吏的共同点，所谓“经术自辅”、“颇杂儒雅”、“不醇用诛罚”，则点破了良吏有别于酷吏的关键点。这个特点在张敞弟弟张武身上也得到了某种印证。“是时梁王骄贵，民多豪强，号为难治。”张武为梁相，“意欲以刑法治梁……其治有迹，亦能吏也。”(170)张武虽然也算良吏，但似乎法术多于经术。这恰恰表明良吏身上的二重性色彩。
    2.良吏和循吏
    良吏和循吏的差异从百姓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百姓对循吏是“敬爱”，对良吏是“敬畏”。
    良吏和循吏的冲突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有时会因循吏看不起良吏，而引发某种冲突。“栎阳令(谢)游自以大儒有名，轻(薛)宣。”薛宣便毫不客气地“移书显责”：“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适罚作使千人以上；贼取钱财数十万，给为非法；卖买听任富吏，贾数不可知。证验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负举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镌令。”并警告他“令详思之，方调守”(171)。最后谢游主动辞职了事。一方面，这是良吏指责循吏；一方面，这又是郡守批评县令。这可以看出官场规则中的某些游戏特点。
    张敞和黄霸二人又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以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展示出良吏和循吏之间的深刻差异。有一次，“京兆尹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172)。黄霸之所以把凡鸟当成神鸟，是因为他想借此证明天下升平，天降祥瑞。而这种祥瑞又与他为相的朝政业绩有关。也就是说，黄霸是把这只错认的神鸟当成自己政绩的表征了。对此，张敞心知肚明。他便直接向皇帝报告了这只鸟的真实来历，揭露黄霸如此刻意神化凡鸟是别有用心。“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而边吏虽“多知鹖雀者，问之，皆阳不知”(173)，反而阿谀奉承，推波助澜。
    张敞这篇揭发信立竿见影。“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霸甚惭。”(174)这件事虽不能说明良吏和循吏之间的全部差异，但也似乎表明，有些时候或某些方面，良吏较之循吏更为实在和有用。何况张敞这封信最后还进一步建议皇帝加大对地方官员的监管力度；郡国守相不得对丞相惟命是从，放弃原则，或者弄虚作假，浮夸成风；地方高官务必与朝廷保持一致，严格依照国家法律行事，不得私自制定地方法规，推行土政策；严厉禁止和打击那些沽名钓誉之徒，以正世风人心。显然，张敞并非无的放矢，而是言有所指。据此推断，他对黄霸为代表的循吏风格相当不满。“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175)这差不多就是指控“黄霸们”完全在招摇撞骗。这种评价虽然没有明指，却也暗含了对循吏政治的某种整体性的批评。事实上，黄霸治国不如治郡，理朝不如教民(176)。史家对黄霸的这个评价，似乎蕴含了对循吏和良吏的某种含蓄的褒贬。
    3.良吏、酷吏和循吏
    良吏、酷吏和循吏可谓官僚制中的三足鼎立，或“三吏分治”。其实，三吏分治也是三吏共治。微妙的相互依存使得各方的竞争态势更加不易掩饰。此起彼伏间展现出吏治生态的复杂面相和诡谲奥妙。诸子合流，吏治分化，构成了相反相成的政治生态。某种意义上，三吏分治似乎表明了皇权官僚制下政治生态分化的特殊机制。良吏或能吏介于酷吏与循吏之间。正因如此，良吏或能吏较之酷吏和循吏，更不容易精确界定。许多时候，我们只能在上下语境中谨慎把握。比如，名臣、能吏、“师傅之器”三者的不同含义，就需要仔细体会和辨析。“元帝初即位，待诏郑朋荐(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前将军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177)可见名臣和能吏基本重合(178)，而与“师傅之器”明显不同。这表明“师傅之器”有着一些特殊的条件和要求，而这些条件和要求又非名臣或能吏所具备。萧望之作为名臣兼帝师，他对能吏和帝师的刻意区分，似乎印证了史家对他的评价：“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179)在这里，“儒宗”身份是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换言之，萧望之区别能吏和帝师的主要标准就是经术。就此而言，萧望之认为张敞难以胜任帝师，固然暗指张敞经学素养的欠缺，同时也隐含两点，一是他对能吏的身份认同尚存分歧，二是他对能吏在新帝国时代政治生态中的特殊作用尚有怀疑(180)。
    但毋庸置疑的是，良吏固有的双重吏治品格，使其在皇权秩序的政治生态中独具竞争优势。比如，谷永在推荐薛宣出任御史大夫时，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其法律任廷尉有余，经术文雅足以谋王体，断国论；身兼数器，有‘退食自公’之节。”(181)所谓“身兼数器”，正是良吏的独特优势所在。而成帝也恰恰认可了这个评价。显然，良吏的职业素质不仅使其更容易获得皇帝的青睐，而且也更有助于拓展其在官场的游戏空间，从而赢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概言之，皇权官僚制所期待的理想人格和实际主体恐怕就是良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