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循吏的工作
    (1)循吏与民众
    循吏所获得的民众的敬爱，是酷吏永远不会有的。比如，黄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这点很符合循吏的特质和风格。“为丞，处议当于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爱敬焉。”(133)这种“爱敬”甚至延伸到朝廷，赢得官场同僚的尊敬。比如，大司农朱邑“天子器之，朝廷敬焉”。在循吏身上常常用到的“爱敬”一词表明，受到民众的敬爱包含多重意义。第一，它说明官民关系的融洽与和谐；第二，它说明百姓口碑对循吏行政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三，它说明循吏很在意民众对自己工作的评价；第四，它说明循吏心理上很享受民众对自己的这份敬爱之情。正因如此，有循吏立下遗嘱，不葬家乡，而是埋在自己任职之地。比如，朱邑是庐江舒县人。“少时为舒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朱邑死前特意嘱咐其子：“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显然，他更乐意享受民众的祭拜。因为他相信，民众对他的纪念比他的子孙奠祭更为长久。“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然)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134)
    (2)向民众广布诏书
    皇帝有一种专门的“恩泽诏书”。所谓“恩泽诏书”，是向天下昭告皇帝对民众的关心。地方官员有责任把“恩泽诏书”广而告之于百姓，否则就是失职。宣帝时，“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也就是“不令百姓皆知”。这样就无法使皇恩得到最大范围的传播。太守黄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135)。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派出专人向本地百姓如实传达皇帝的“恩泽诏书”，就是非常值得称道的郡守。
    (3)富民政策
    为民兴利而不是与民争利是循吏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这里有两个例子。一是，召信臣“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136)。二是，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蔆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137)。不难看出，这幅图景几乎就是孟子描绘出来的“仁政”蓝图的现实版。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循吏基本实现了儒家的“仁政”理想。
    (4)富而教之
    召信臣是先富后教的循吏典型。“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日召父。”很快，一个全国性的循吏榜样就被迅速树立起来了。“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太守，治行常为第一，复数增秩赐金。”(138)
    (5)教而后诛
    不教而诛是酷吏的做法，教而后诛是循吏的做法。黄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也就是“先以德教化于下，若有弗从，然后用刑罚也”。这种做法虽然也有爱惜民众的意图，但主要还是“务在成就全安长吏”。即最大程度地保护官吏的利益，让他们有安全感。所谓“不欲易代及损伤之”(139)，就是减少和降低对官吏利益的损害，尽量不要处置和开除犯错误的官吏。
    (6)安排民众生活
    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自认为拥有全面安排民众生活的职责和权力，这种权力不言而喻。从朝廷到官员自己，再到民众，无不视为当然。而这种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全面管控，则包括了生老病死的方方面面。被史家称作头号循吏的黄霸，在这方面同样出色。黄霸“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140)。循吏对民众生活的管理近乎全方位，这点与酷吏不同。虽然酷吏不否认自己有权管，但他们从不上心管。
    (7)吏治才能
    循吏的行政才能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他们既有法家酷吏的缜密心思，同时还能和民众保持着非常密切随和的关系，从而在不经意间从民众口中获悉某些十分有用的官场信息。以黄霸为例：“吏民见者，语次寻绎，问它阴伏，以相参考。尝欲有所司察，择长年廉吏遣行，属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邮亭，食于道旁，乌攫其肉。民有欲诣府口言事者适见之，霸与语道此。后日吏还谒霸，霸见迎劳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为乌所盗肉。’吏大惊，以霸具知其起居，所问豪氂不敢有所隐……其识事聪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即便关心下属、尊重贤者，其中也包含循吏对吏治的某些特有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比如：“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毋失贤者意。’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141)王法、人情、天理，面面俱到。可见循吏非常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微处来实践自己的政治观念。这点反而看出循吏并非只会腐儒的夸夸其谈或书生的高谈阔论，其精明细致甚至超过酷吏。
    (8)处置地方群体事件
    新帝国时代有盛世，有中兴，更有大大小小近乎绵延不绝的民变和骚乱。在这个背景下，镇压民变，平定骚乱就成为帝国官员特别是地方要员的棘手任务。从全国范围看，绝大多数都是采用酷吏式的以暴对暴的强硬手段。为此，朝廷不断出台新法令，结果却使已经糟糕不堪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治安更加日趋恶化。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采取某种相对缓和的方式处置事变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武帝拓边扩张，亟需征发大量兵员，同时需要征集更大数量的民众保障后勤辎重运输。常年持续的战事使这些繁重的兵役和劳役愈发不堪忍受。“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地方官暴虐酷政激怒了民众，引发大规模骚乱。这使得皇帝不得不派出专门使臣警告地方官，并安抚民众，稳定民心。于是，司马相如就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代表武帝发言。整篇檄文的基调是为武帝辩护。他首先歌颂了武帝的对外政策，“陛下即位，存抚天下，集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展示出汉帝国打出来的一片大好的周边国际形势；进而指责逃避兵役的百姓是“非人臣之节”，“急国家之难”方为“人臣之道”；百姓觉悟低，主要是地方长官教化不力、民风不淳所致。“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所以，皇帝派遣钦差传达皇命，“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142)。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檄文特别强调了空间距离。所谓“近县之人，使者以自见而口谕之矣，故为檄文驰以示远所也”(143)。这表明武帝和朝廷非常关心檄文传播的范围，明确要求“檄到，亟下县道，咸喻陛下意”。所谓“县道”就是包括行政区的编户民和边疆特区的异族民。总之，檄文要求钦差大臣必须代表皇帝广泛接触民众，传达皇恩。对于那些住所分散的偏远山区的民众，则需要通过地方官将钦差大臣发布的朝廷文告广为散发，使百姓遍知。这两种做法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民众心中产生最大化的皇恩效应。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县官的“亲民”性质使其必须承担更大责任。如果“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144)，就是县官的失职。可见，将皇恩广而告之，是县官的重要职责。
    简单说，应该出自司马相如之手的这篇檄文，传递出来的主要信息就是，皇帝和朝廷试图释放民怨，安抚民众。这表明，试着用某种和平、理性的方式来解决官民冲突也是皇权官僚制下的一个可能性选项。尽管这很偶然，但它毕竟给循吏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官民矛盾提供了一个大胆的思路。至少有些循吏在有些地区的所作所为确实产生了显著效果。
    以龚遂处理渤海郡民变为例。“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朝廷任命龚遂为渤海太守。上任前，宣帝召见，龚遂胸有成竹地表示不以“威力克而杀之”而求一时之胜，唯凭“德化抚而安之”而求长久之安。于是君臣二人就有了一番对话。宣帝问：“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龚遂以问代答：“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宣帝说：“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龚遂进而要求：“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龚遂得到宣帝保证后随即上任。一进渤海界就“移书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郡中翕然，盗贼亦皆罢。渤海又多劫略相随，闻遂教令，实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尉安牧养焉”(145)。
    通观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完全符合龚遂事先拟定的预案。它不光显示出循吏的大智大勇，而且创造出一种更加合理和人性化的危机处理模式。它比酷吏的暴力高压更为有效，更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