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科自主性的重建
    综观一百年来政治史在美国史学界的起落沉浮，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趋势：政治史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有明显的萎缩，而在理念、题材、方法和解释能力等方面则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革新，在总体上呈现一种开放、有活力和多样化的状态。不过，在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史家长期为一个难题所困扰，即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如何在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合作中保持和维护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由于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和纠结，以致政治史和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经常处在一个充满张力的网络中。美国史学界一度刻意排斥和贬低政治和政治史，由此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弊端。这一点很早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1969年，菲利克斯·吉尔伯特面对社会史的急速兴起，感到政治已经失去了在传统史学中的那种特殊地位，禁不住提醒同行们，无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还是就历史研究的内容而言，政治都是不可能忽视的，因为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与政治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东西。(112)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和尤金·吉诺维斯对当时如日方升的社会史很不以为然，声称它处在“政治危机”中。他们认为，“割除了政治和困扰世界的斗争和紧张状况，社会史就容易变成人类学，或行为心理学，或功能社会学，因为这种政治和这些斗争与紧张状态处在社会的核心，必然建立在强制力的基础上”。(113)他们的说法暗含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但仍然触及了社会史强行割裂政治与社会的流弊。有些研究劳工史的学者也感到，在劳工史研究中过度依赖社会史的文化分析，而文化分析又与政治和思想意识没有关联，因之损害了劳工史本来的意义。(114)还有学者评论道，在美国史学界，经典政治史的题材早已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通常把政治边缘化，使政治与社会实际相剥离，这并不符合美国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实际，这样对待政治史也无助于理解美国历史。(115)
    其实，美国社会史家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意识。有的社会史倡导者承认，把政治从社会史中排除出去，只讲无名人物而忽略精英，不关注权力和战争的意义，并不能真正理解过去。(116)彼得·斯特恩斯在80年代初期看到，以往过分忽略政治，给社会史带来了问题，因而应当重新思考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努力把社会史和政治史联结起来。不过，他所说的这种政治史并不是传统史家笔下的那种“细致而自足的叙事”，而是作为过程和作为社会变迁一部分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政治史”。它不仅关注选举行为、激进运动和普通人如何影响政治过程，而且同样关注精英，关注政治事件的社会影响。(117)然而，如何处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把社会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长期以来是新社会史成长中的烦恼。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谈到，但凡论及社会史的碎片化现象的人都同意，社会史之所以迷失了自己的路径，乃是割断自己与政治的联系的结果；可是，也有人担心“把社会史置于政治的框架中”，又会导致传统观察方式的回潮。所以，“如何理解政治动员或行动与普通民众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乃居于新社会史的中心”。(118)由此看来，完全撇开政治的社会史是难以成立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和对待政治。(119)就连一心要远离政治的文化史家，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文化不仅受到社会结构的塑造，而且也塑造社会结构；如果说社会史将文化的变成了社会性的，而文化史则将文化的变成了政治性的。(120)也就是说，以往社会史家把文化视作被动地附属于或受制于社会，而文化史家则发现文化对社会具有自主的影响，其中包含权力的意蕴，因而也就具备政治的属性。
    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流风所及，连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这种原本同政治史有着亲缘关系的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也是一心关注种族、性别、宗教等范畴，避而不谈阶级和国际劳工运动对外交的影响。近期有学者指出，工人、劳动和战争等政治因素，在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中的重要性得到了重新认识，对这些问题的重视构成外交史研究的新方向。(121)
    总而言之，在历史叙事中剔除或贬抑政治，既不符合过去的实情，也背离了当前生活的需要，更无助于史学自身的发展。有人厌恶政治史，是因为厌恶政治，觉得政治似乎总是与暴力和腐败联系在一起。但正如克雷格所说，对政治史的题材的态度，并不能成为排斥和反对研究它的理由。(122)有人抛弃政治史，是缘于对政治史长期在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感到不满。其实，对政治史一家独大的不满，也不能作为贬低甚至蔑视政治史的根据。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说：“对政治史的攻击是在政治考虑的名义下发起的。……归根结底，马基雅维里、圭恰尔迪尼、黑格尔、德罗伊森--以及吕森--坚持说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政治史是对的。”他进而断言，史学不可能同政治脱钩；“史学要么直接间接地是政治史，要么就什么都不是”。(123)
    当然，安克斯密特所说的政治史，并不是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的政治史，而是强调一切历史终究都带有政治的内涵或属性。年鉴学派当年所排斥和蔑视的政治史，其实只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史，或者说是经典政治史。在法国，政治史也一直在变化，变化了的政治史远比经典政治史丰富多彩。勒高夫在1971年说，政治在当前以“权力现象”的面目现身，在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在史学中也应拥有同样的地位；现在已由解剖学时代进入了原子时代，因而政治也从历史的“脊骨”变成了历史的“内核”(nucleus)。(124)他的意思是说，目前史学已分裂成许多细小的领域，因而政治的作用不再像过去那样支撑着整个史学的躯体，而是深入到史学的各个“细胞”中，成为其“核”，以新的方式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史家向来推重年鉴学派，勒高夫的话与美国史学界的反思和探索，可谓桴鼓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