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随着政治概念的变化，政治角色的增加以及政治世界边界的扩大，政治史的领地也大为拓展，政治史题材的来源愈益丰富，政治史的内涵也就变得更为复杂多样了。它不仅仅是政治精英的传记，不仅仅是国家的投影，不仅仅是制度的演化，也不仅仅是经典文本中包含的政治思想。举凡从国家到基层的所有公共权力的形成、运作及其效果，从政治权力到知识等各种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式及其后果，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权力关系的表现及其演变，各种社会群体在政治世界所扮演角色，全都阑入了政治史的研究范围。(60)当今美国史家所理解的政治史，与特纳和比尔德时代已有显著的不同。
    当然，这种政治史同整个美国史学一样，也带有碎片化和过于驳杂的特点。如何采用某种宏大而有效的组织性概念，清晰地描述较大范围和较长时段的政治变迁，写出综合性的政治史著作，多年来一直是困扰美国政治史家的大问题。有学者开始思考整体的政治史线索。J.摩根·库赛尔依据社会科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借鉴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概念，提出了“总体政治史”(total political history)的设想。他主张通过运用“理性选择”模式，把政治的过程和结果界定为理性的政治行动者所做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这样就能把政治史的各个下属领域联系起来，克服“碎片化”的弊端，同时也能把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联系起来，克服历史学的孤立自足状况；此外还可重新思考政治史中的老问题，或提出在传统政治史和新政治史中受到忽视的新问题。(61)不过，这种以社会科学理论来改变政治史面貌的雄心壮志，在一个社会科学理论模式在史学中日趋衰落的时代，似乎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
    三、研究范式的多样化
    从较为长远的学术史视野来看，对政治史的重新界定，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是新的研究范式不断出现，使得政治史在题材、路径、方法和解释等各方面，都呈现愈益丰富多彩的局面。
    1.经典政治史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数千年间的“传统史学”，无分中外，实际上都是政治史。不过，就严格的学理而言，“传统史学”虽然在内容上以政治为中心，但它本身并不是现在所说的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政治史。把政治作为史学主题的做法，在史学史上可谓自古而然。德国史家德罗伊森说过，“历史之内容根本上是在处理国家问题”。(62)美国史家赫伯特·亚当斯喜欢引用英国学者爱德华·弗里曼的话：“历史者，过去之政治也；政治者，当前之历史也。”(63)这些口号式的格言，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18、19世纪欧美经典史学的基本特征。用美籍德裔学者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话说，在这种历史中，“政治是一个决定因素，一切都可以环绕在它周围。政治为那个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统一性”。(64)也就是说，20世纪以前的史家之强调政治在历史中的核心地位，体现的是他们对整个历史和整个史学的理解，而不是对政治史的界定。在这里不妨套用吕西安·费弗尔的话说，“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史，有的只是历史”。(65)
    对这种纯以政治为主题的历史写作，欧美学界长期有批评的声音，其源头可追溯到伏尔泰。在20世纪初年的美国，也不时有人提出替代或平衡这种历史的主张。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爱德华·伊格尔斯顿就在1900年发出了“新史学”的倡议，强调要研究普通人及其生活，而不能过分关注政治、治国、外交和战争。(66)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的《新史学》也呼吁打破政治独大的局面，提倡扩大史学的领域。(67)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主张针对的并不是现在所说的政治史。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们所倡导的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研究的兴起，政治史才逐渐变成了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史学领域。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史学专业化的推进，史学内部的分工趋于明确，领域意识开始形成，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概念相继出现。在20世纪前半期，“传统史学”所蓄积的政治史能量尚未耗竭，而多数史家又往往把政治视为历史的支柱，于是，政治史在整个史学格局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借用德国学者奥托·布伦纳1936年的话说：“任何纯粹历史的问题意识都从属于政治史。……从这一观点出发，所有的历史就其严格的词义而言都是政治史。”(68)
    在政治史变成一个具有学术自主性的研究领域的同时，经典政治史范式也告形成。这种范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国家为中心，以政治精英为主要角色，关注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思想和政治人物，力图从社会和经济的维度来解释政治的变迁；在史料上倚重各种档案、政府公文和个人文集，其研究方法则以描述和叙述为主。这种政治史的旨趣，在于探讨政治教训，为国家服务，为理解当前政治提供参照和启发，甚至为政治团体和党派斗争摇旗呐喊。
    在经典政治史的成熟阶段，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家，其中有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卡尔·贝克尔等人。他们把政治领域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考察，与19世纪以政治为主题的传统史学已有很大的区别。(69)例如，特纳以地域为核心范畴，讨论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独特性是如何形成的；(70)比尔德则强调经济利益对于政治的作用，特别是揭示了在联邦制宪时，政治精英的经济利益关切起了关键的作用。(71)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在特纳和比尔德建立的框架内展开。到40年代，小阿瑟·施莱辛格写成了《杰克逊时代》一书，把经典政治史推到一个新的高度。(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