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史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史学理念遭遇“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的统一性愈益变得可疑，“宏大叙事”备受冷落，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成了一种潮流。现在，“历史”从单数变成了复数(histories)，许多史家不再简单相信“大写的”或“唯一的”历史(the History)，对“历史真理”也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悄悄接受了“不确定性”的理念。这种思想风气既强化了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增添了追求新知识的可能性，同时也激发了对历史话语权的更加激烈的争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历史的政治意蕴愈益彰显，基层社会和底层群体成为史学的主要对象，精英主义、种族主义、美国例外论和欧洲中心论全都遭到唾弃。在很多学者看来，欧洲或“西方”，白人或精英，并不是历史的主导者，也不是价值、制度和风尚的引领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而且，民族国家也不再是历史分析的中心，国际维度和跨国视野越来越受到重视。(14)
    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史学语境中，美国政治史受到各种潮流的冲击、挤压和塑造，领地范围缩小，地位显著下降，在整体上呈衰落和边缘化之势。二战以前，政治史是美国史学的第一大领域，那些引领美国史学风气的人物，多为政治史家。政治史的强势一直延续到五六十年代。“一致论学派”和“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大体上也是政治史家。不过，就在此时，政治史存在的隐患也已为人所察觉。塞缪尔·海斯注意到，在社会史的迅速发展中，社会史家越来越关注“更大的政治秩序”，而政治史家则越来越醉心于“正式的政治制度”，两者之间不仅缺乏沟通和理解，而且充满猜忌和敌意。(15)到了60年代，美国处于一个政治激荡的时期，随着“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方案的推行，联邦国家也步入了一个大扩张的阶段。可是，史学界的风气却反其道而行之，历史上国家的角色越来越受到轻忽，许多史家不关注过去的政治和政策，把它们留给了政治学家。(16)及至70年代初期，这种状况更加突出。在戈登·克雷格看来，当时美国大学的历史系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在大学变得非常政治化的同时，学生们却对政治史了无兴趣。许多年轻学者转向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而少数仍对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抱有兴趣的学者，则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克雷格由此断言，政治史已然过时。(17)80年代的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从每年的博士论文数量来看，社会史在70年代末期就超过了政治史，成了美国史学的第一大领域。与此同时，新文化史也逐渐大行其道，同社会史一起，进一步分割和挤占政治史的领地，使它的声誉和影响更趋式微。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有了不祥的感觉：政治史已陷入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境地。(18)在90年代初，更有人直接对政治史宣判“死刑”：
    政治史走进了死胡同。……关于战争、外交和政治家所写及所说的东西的研究，……不再受到学生和年轻教授们的喜爱。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的组织性框架，比如查尔斯·比尔德的阶级分析。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地域分歧的强调，路易斯·哈茨的洛克式共识，李·本森的族裔文化论。还有沃尔特·迪安·伯纳姆的临界选举理论，都受到了有力的攻击。(19)政治史的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政治史家自我感觉的危机。一方面，他们目睹专业地盘遭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蚕食和夺占，政治不再是史学关注的重点或中心，政治史在新史学专业圈中受到蔑视和冷落，不免感到沮丧和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烦，难以从政治史本身获得创新的资源和动力，只得转而向社会史和文化史取法，结果导致政治史的特性受到的冲击乃至重塑。后一点也许更让他们感到不安和忧虑。在引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理念和路径以后，政治史领域出现了社会政治史、政治文化等新的方向。(20)但在有的学者看来，宽泛地界定政治，把政治理解为社会制度和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权力关系，并采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关注社会力量对政治的影响，或者用投票来测度社会舆论，这不啻使政治史陷入变成社会史分支的险境。(21)在“文化转向”发生以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边界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像林·亨特这种政治史出身的学者，一旦采用文化研究的路径处理政治题材，其著作便兼具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特点。(22)然则在“纯正的”政治史家眼里，这正是政治史迷失自身特性的表现。
    政治史家的不满和担忧不足为怪。长期以来，政治史无异于史学家族中受宠的长子，现在社会史和文化史这两个活泼可爱的弟妹加入进来，分享了它一直独享的关爱，难免在政治史家心里引发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为了维护政治史的荣誉和尊严，有的史家不惜刻意贬低社会史和文化史，把史学领域出现的各种弊端都归之于学术新潮。(23)反过来，不少社会史和文化史学者对政治史也确实抱有偏见，只要说到政治，就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总统和国会，把政治史视为已死的政治精英的颂歌。在他们看来，这种政治史肤浅粗糙，充满偏见，理应遭到淘汰。(24)在一些新出的美国史教科书中，重大政治事件也不再是分期的标志；甚至有学者十分厌恶政治，宣称要“让政治出局”(let politics go)。(25)由此可见，政治史家的“危机”感受也不完全是杯弓蛇影。
    政治史何以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冷落和排斥，美国学者对此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克雷格曾谈到，政治史在欧洲大陆的失势，可能与国家未能满足人们的期待有关；而在英国和美国，对国家的崇拜从未达到欧陆那种程度，因而政治史的式微主要缘于它盛行了太长的时间，显得老套和乏味，较之经济史、社会史等新兴领域，其方法和理念也明显落伍。此外，政治史的题材大多涉及权力的获取和运用，充斥着暴力和血腥，也难免引人生厌。(26)威廉·洛克滕堡也提到，政治史的衰落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对权势集团政治(Establishment politics)的厌恶；二是受到年鉴学派倡导长时段、贬斥事件史的影响。(27)
    克雷格和洛克滕堡的说法侧重点不一样，但多少都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在关注基层社会和下层群体的“新史学”学者看来，政治史家眼里只有精英，忽视或抹杀大众在政治中的角色及影响，这种政治史无异于“以总统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而且，它“集中关注的对象，如果以阶级、族裔、宗教和性别而论，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何况(政治史家)还喜欢把某个群体的历史与整个国家的历史相混淆”。(28)对于这种浸透偏见、褊狭自足的史学，他们自然十分反感，进而痛加贬斥和蔑视。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史的失势也是不同史学范式竞争的结果。这种范式竞争的确与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理念和路径相关联。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家就旗帜鲜明地排斥政治史。他们把政治史视为转瞬即逝的事件的历史，是一种“唯历史的史学”。在1929－1945年间，《年鉴》杂志刊登的政治史论文仅占2.8％。此后，政治史论文的比重时起时落，在1946－1956年间占5.4％，1957－1969年间占4.1％，1969－1976年间下降到2.1％，在总体上一直是微不足道的。(29)另据法国史家雅克·勒高夫观察，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年鉴学派乃是法国史学的霸主，“经济、社会和文化似乎独占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而政治史则受到了“侮辱和伤害”，甚至陷入了“认识论上的不确定状态”。他以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为例说，政治史在这本书里从原来的“脊骨”变成了“萎缩的阑尾”。(30)法国史学的流风及于美国，追慕年鉴学派的美国史家也大力贬抑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