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年代中期的美国史学界，有一些政治史家开始关注新的问题，运用新的史料，尤其重视对政治变化的过程和模式的分析，以探讨政治生活的深层模式。塞缪尔·海斯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的动向，倡导用社会分析方法开展政治史研究。他提出，社会分析方法之于历史研究，并不一定与社会性的历史题材相关，因为只要关注人类关系的结构和过程，就属于社会分析的范畴。这种诉诸社会分析的政治史，着重讨论的是“涉及权力在全社会分配的人类活动”。(99)可见，海斯是“社会政治史”的早期倡导者。
    此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社会史对美国政治史研究发挥愈益强烈的影响。政治史家引入多种社会学的分析范畴，借鉴社会史的研究范式，采用非精英的“从下而上”的视角，关注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政治经历，走出了一条研究政治史的新路。他们还重视宗教、族裔、性别、习惯等因素与政治的关系，促成了社会政治史与劳工史、妇女史、族裔史的“联姻”。于是，政治史领域出现了色彩斑斓、气象焕然的局面。(100)
    社会政治史范式的出现，不仅给政治史增添了活力，拓展了政治史的边界，而且还开辟了从政治维度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新路径。在美国革命史的研究中，种族和性别受到特别重视，出现了“黑人革命”、“印第安人革命”和“妇女革命”一类的命题。(101)埃里克·方纳从社会政治史的路径重新解释重建的历史，特别重视获得解放的黑人所扮演的角色。(102)莉莎贝思·科恩考察了战后大众消费的政治意义，揭示了作为消费者的公民体现在经济市场中的民主理想。(103)伊莱恩·梅尝试把家庭置于政治文化语境中考察，探讨冷战初期的公共政策、政治性意识形态对私人生活的影响，构建了一种“国内遏制”(domestic containment)的历史叙事，从而在政治史、社会史、冷战史三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效的范式关联。(104)
    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史家关注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和治理，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与权力，并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待政治，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的演变。(105)有的学者考察了独立战争和建国初期的烹饪，在当时的食谱中发现了诸如“自由茶”(一种制作后用以替代进口茶叶的本地植物)、“独立蛋糕”、“联邦煎饼”、“选举蛋糕”、“民主茶点”等食品名称，于是用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眼光，把这些食谱视为“社会政治文件”，力图在烹饪史、性别研究和政治史之间建立某种联系。(106)
    5.政策史
    相对说来，政策史是政治史领域的新生事物。它的产生，一方面是对政治史忽视政府和制度的回应，同时也是对“组织综论”(organizational synthesis)路径的继承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期，汤姆·麦格劳和莫顿·凯勒等学者不满愈益远离政府和常规政治的史学风气，发起政策史研究，倡导以历史的方法考察制度和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以及决策过程的演变，关注总统以外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可见，政策史研究乃是借助政策科学的政策分析方法，采用政治史的研究路径，对公共政策做历史分析。另外，政策史学者还希望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产生影响，为公共决策提供参考，因而带有“公共史学”的取向。(107)1987年《政策史杂志》创刊，1999年定期的政策史会议开始举办，这表明政策史已经走上了常规的发展道路。
    但是，政策史一开始也面临一些难题：各大学的商学院和政府学院一般不设历史教职，而史学界又把政策史视为末流；提倡者构想了美好的研究旨趣，但在研究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贯彻。后来，随着史学界对政治制度、政治精英研究兴趣的复兴，政策史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政策的制订乃是各种政治角色(从官员到民众)互动的结果，政策的实施也涉及各种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生活，因而政策史有助于弥合精英取向和草根取向的分歧。从学科的科际关系看，政策史有可能把历史学(历史分析)、政治学(制度分析)和社会学(政策制定与社会运动的关联)结合起来，并为不同领域的学者提供合作的园地。(108)
    政策史形成于政治史整体上备受冷落的时期，它在题材、方法和旨趣方面的特色，赋予政治史以新的可能性。它关注政府的决策，重视国家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把国家找回来”的呼声。(109)同时，它还关注制度性力量在政策形成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重视美国政府的结构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因之可归入政治史领域的“新制度主义”路径。(110)
    6.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史学界造成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同样可见于政治史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史家把权力关系置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一切人类关系之中，与后现代主义关于“权力想象”的理念如出一辙。政治史家不仅发现了权力关系的建构性，而且还把文明、种族、性别、人民、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等重要的政治范畴也理解成社会和文化的建构，这与后现代的“去自然化”也可谓若合符节。摩根在《发明人民》中把“人民主权”说成是一种为了使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格局合法化的“虚构”；林·亨特则把法国“人权”观念理解为一种特定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产物。(111)这些史家本身都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她)们在理念和方法上都带有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印记。
    此外，还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上文所讨论的政治史研究的各种范式，并不是一个按照时间顺序相续演进的产物，也不能说后出的必优于先前的。即便是式微已久的经典政治史也没有销声匿迹，它那种以国家和阶级中心的路径以及叙述的方法，都给后来的政治史家带来了灵感。在当今美国的政治史家当中，有人仍偏爱经典政治史的路径，有人采用新政治史的范式，有人专注于政治文化，有人喜欢政治社会史，还有人欣赏后现代主义的理念。这些不同的研究范式，无论是作为历时性的演化，还是作为共时性的并存，既有相互竞争和博弈，也有相互砥砺和发明。不妨说，美国政治史正处于-个多样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