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范式是由一批优秀的史家共同构建的。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通过对反英运动兴起中的政治言论的解析，发现了革命者观察和理解政治世界的方式，揭示了他们的希望、担忧、焦虑和恐惧以及这种心态对于革命者行为的影响，从而描绘了革命发生的思想文化语境。贝林的学生戈登·伍德顺着贝林开拓的路径，对革命时期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做了全面而透辟的探讨，把早期政治文化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88)此后，踵继者甚多。他们沿着贝林和伍德的路径探讨19世纪前期的政治变动，建立了一种以共和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解释框架。(89)如果说贝林和伍德的路径与政治思想史仍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的话，那么8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研究就更带有文化史的特点。埃德蒙·摩根的《发明人民：人民主权在英美的兴起》，把“人民主权”这种抽象的政治观念作为一种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符号，并置之于具体的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场中，考察它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塑造性影响。戴维·费希尔的《自由》则通过各种视觉形象和象征物，而不是常见的思想文本，来揭示不能阅读理论文本的普通人如何理解和表述自由的观念。(90)
    政治文化涵盖政治思想，但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却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迥然不同。政治思想史关注的是少数思想者的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政治学说史”或“政治哲学史”。以关于“自由”的思想史研究而论，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家假定有一个不变的“自由”概念，其变化主要体现在传播和阐释当中，而史家的工作就是揭示这种不变的逻辑或系统。美国思想史大家弗农·帕林顿、克林顿·罗西特、梅尔·柯蒂、路易斯·哈茨等人的著述，多少都带有这种特征。但贝林和伍德等人重视的是，实际的政治行动者怎样看待和思考他们所处的政治世界，怎样表述他们的思想、态度和动机。他们侧重研究实际政治活动中的政治言说，剖析其中包含的政治价值、信念和情感，特别是关注塑造政治行为的群体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的观念和态度，他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特别是其中的核心政治价值，往往没有固定的、不变的含义，有的只是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表述。同时，他们把思想观念视为社会事实，而不仅仅是社会实际的反映。在他们看来，政治言说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与那些外在化的政治行动有区别，但也有直接的关联；只有从这种关联着眼，才能更好地解释思想观念在政治世界的作用和意义。所以说，他们的研究路径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史。(91)
    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由少数政治理论作家转向了众多的政治行动者，材料也就从凝固的经典文本变成了“众声喧哗”的政治表述。这类材料丰富而驳杂，搜求和解读也就有更大的难度。到了摩根和费希尔那里，解读思想观念的材料不仅只是语言文字，还包括仪式、行动、象征物等多种“符号”。更重要的是方法的革新。贝林和伍德等人不再把政治行动者的言论看成是一种宣传、辩解或掩饰，而相信其中包含了真实的想法和信念；通过解读这些想法和信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行动。以往，有些史家把观念视为行动的辩护或掩饰；五六十年代又有学者反其道而行之，倾向于把政治视为观念的产物。但贝林和伍德等人认为，观念不一定引发行动，观念的意义在于塑造和规范行动，因而了解观念的意义在于理解行动。这样就在方法论的层面上突破了僵化的因果分析，而转向了更加立体多维的意义阐释。这与后来的新文化史有相通之处。这些学者并未完全放弃文本分析，只是更加重视语境分析，旗帜鲜明地倡导“语境主义史学”。到后来，在新史学的影响下，政治文化研究更是从精英思想转向大众话语，侧重探讨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政治态度和利益诉求。即使是那些研究民众集体行动的学者，也特别关注意识形态的作用。杰西·莱米什研究过纽约下层革命者的思想观念；(92)肖恩·威伦茨则深入讨论了早期劳工的意识形态。(93)
    政治文化研究的旨趣在于揭示观念与行动的关联，通过对观念的阐释来理解行动。乔伊斯·阿普尔比在论及“共和主义综论”的意义时说，在历史表述的层面，它重新描述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美国人所相信的思想观念，即认为共和主义而非其他类型的观念乃是这个时期思想的主流；在方法论的层面，它提出了解释观念何以介入事件形成的路径，也就是说观念对于行动具有塑造性的作用，或者说“实际”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社会建构性。在这种研究中，决策人物不再居于中心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塑造决策人物思想意识的社会力量。也就是说，通过共和主义的重新发现，历史学家看待过去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94)她的这番话比较透彻地揭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库赛尔谈到，当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在整体上呈衰落状态的时期，关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态度等)、议会外集体行动(罢工、骚乱、民众暴力活动)和选举行为的研究却十分活跃。(95)的确，政治文化的研究打破了集中关注政治制度、政治领袖和政治事件的政治史范式，把观念和事件联系起来，并力图通过观念来理解事件。同时，它也突破了单纯的政治思想史路径，不再以解读“经典文本”为能事，也不是像“剑桥学派”那样着力揭示“经典文本”的知识语境及语言修辞。它关注的是与政治行动相伴随的政治观念，这样就把思想史带出了书斋，走进了各种公共场所，深入到政治行动者的内心世界之中。较之带有技术主义倾向的新政治史，政治文化研究关注思想和观念的复杂性、变动性和微妙性，更好地体现了史学的人文特性。因此，政治文化研究无异于给衰落的政治史注入了一支强心剂。(96)
    4.社会政治史
    政治和社会是两个分开的范畴，但两者所涵盖的事物却存在复杂的关联甚至重叠。在经验研究中如何把握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可以轻率涉足但不易妥帖处理的问题。把社会和政治连在一起，牵涉面就超出了单纯的社会或政治的范围，而侧重两者的交汇或互动。塞缪尔·海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指出，无论对社会史还是对政治史来说，在社会与政治的联系中，在“社会变迁与更大的公共选择领域”的联系中，存在着巨大的理论潜力。(97)长期以来，一些史家借助社会学的理论看待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政治为立足点来展开研究，形成了社会政治史的研究范式。(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