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政治史
    20世纪前半期是经典政治史的黄金时代，但到了二战以后，这种范式遇到了质疑和挑战。1948年，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科克伦发表文章，批评以总统为中心的美国史框架，提倡向社会科学取法，以改变历史研究落后于时代的状况。他呼吁以州为中心来重写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政治史。(73)到了50年代，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不仅倡导引人社会科学理论来重新思考历史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与戴维·唐纳德等人一起，尝试借鉴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来讨论政治现象，以“地位”而不是“阶级”来解释社会冲突。(74)李·本森在1957年撰文，对政治史的现状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他说，关于“美国政治发展”的解释缺乏统一的方法论，普遍依赖“印象主义的技巧和数据”，以致出现了五花八门、众说纷纭的局面。他还嘲笑那些研究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史家，他们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却连“是什么”和“是谁”都没有弄清楚。(75)同年，理查德·麦考密克在拉格斯大学主持召开“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行为”学术研讨会，倡导开展政治行为研究，并相信这种研究可以“为美国文化的历史提供一种基础性的综论”。(76)所有这些言论和尝试，所针对的都是经典政治史的局限和困境，表明某种“新”政治史范式正在孕育当中。
    到了1961年，美国版的“新政治史”终于取得了自己的出生证。这一年，李·本森推出《杰克逊民主的概念》一书，不仅为自己此前的主张提供了一个范例，而且给新政治史搭建了一个概念和方法的框架。他倡导在研究选举时使用计量方法，认为区分“系统的方法”与“印象主义研究”所用方法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看所提供的资料能否数量化。(77)他不再用经典政治史的经济和阶级范畴来解释美国政治，也摈弃了叙事性解释，试图从族裔和文化着眼考察美国政治。书里大量使用了计量资料，把杰克逊时代的纽约州政治作为一个案例，用量化指标论证了种族和文化对选举行为的影响。(78)与此同时，本森还同一群年轻的历史学者及政治学者一起，从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获得经费支持，把选举记录转化为可用机器阅读的数据库。在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前，他们就选举史料的计量化开发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给新政治史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助益。(79)本森的成功吸引一批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他们群起效法。迈克尔·霍尔特、罗纳德·佛米萨诺、威廉·谢德、保罗·克莱普纳和理查德·詹森等人研究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的选举行为。形成了从族裔和宗教、而不是阶级或地域差异着眼来解释投票行为的路径。1968年，阿伦·博格把这种以计量方法研究选举行为的政治史，称作“新政治史”。(80)
    其实，在新政治史孕育和成长的阶段，关于什么是“新政治史”，美国史学界曾有不同的看法。阿伦·博格的上述看法，只是其中一说。一些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提出，新政治史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众多人群和单位的政治经历的研究来探讨政治行为模式的变化，把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并系统地运用比较方法。(81)还有学者归纳说，新政治史的典型路径是，关注政治行为诸模式中的系统的规则性，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聚焦于政党和选民，把它们视为大众政治行为和政策之间可测度的连接点(links)。(82)
    从本森等人的研究实践来看，新政治史的“新”主要表现在，把关注的焦点从全国政治转向州和地方政治，把政治的中心从制度转向行为，把政治的角色从政治家变成普通民众。他们在研究中大量使用选举记录、选民登记和其他各种地方史料，在方法上则倚重政治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广泛采用计量手段。其旨趣在于构建某种选举周期理论和种族文化模式，揭示大众政治行为的特点，阐释政治运行的逻辑。
    新政治史并不是美国史学中独有的现象。法国学者勒高夫也提出了“新政治史”的理念，强调其“新”在于用社会学和符号学的方法来探讨权力。(83)不过，新政治史在美国的追随者并不多，按照这种范式来研究政治史的学者，始终只是一个小小的群体。而且，到了80年代，新政治史遇到严重的危机，它的两大支柱都受到了撼动：基于行为科学的社会科学理论假说，越来越难以解释历史上复杂的政治现象；适合于处理大量选举记录的计量方法应用于其他题材的有效性，也遭到越来越尖锐的质疑。(84)新政治史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没有培养足够的继承人，不足以同社会史和文化史抗衡，最终无力挽回政治史的颓势。(85)
    新政治史把基层政治和政治行为提到了核心的位置，对政治史后来的走向起到了某种导航作用。而且，新政治史自身也在演化，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新政治史的主将佛米萨诺在一篇书评中谈道，不能说新政治史已经消失，因为它仍在向前走，有些研究者已经迈入了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86)
    3.政治文化研究
    不过，政治史中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并不是从新政治史演化而来的。用“政治文化”的概念讨论过去的政治现象，最初发育于政治思想史的母体上，并受到政治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滋养。政治学提供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研究范例，人类学促成了理解观念与行为关系的新思路，而心理学则引导史家关注人在政治领域的“内在经验”(涉及政治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在政治文化的视野中，政治不仅仅是权力运作的领域，权力也不仅仅是体现为外在的控制方式；作为观念和符号的政治信念、政治话语和政治象征物，不仅包含复杂的权力关系，而且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动具有塑造和限制的作用。如果要把握政治制度的形成和运作，了解政治行动的由来和性质，理解权力关系的建构和运作，就必须考察通过语言、仪式和象征物而体现的政治态度、情感、信念和价值，进入到政治行动者的内心世界。按照这种路径来讨论过去的政治，就是政治史研究的政治文化范式。(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