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格雷船长早年就在波士顿商人的资助下,前往北美西北海岸收集海獭皮,然后运往广东。1792年5月,他在第二次前往西北地区收集毛皮的途中,航行到一条大河的河口,遂以其商船的名字将该河命名为哥伦比亚河,并宣布该河周围的土地归美国所有。(20)其实,早在1775年,西班牙航海家布鲁诺·德·赫克特(Bruno de Heceta)就曾发现了哥伦比亚河的河口,只是因为船员生病而没有继续探查。1788年,英国毛皮商人约翰·米尔斯曾对赫克特的探查结果进行验证,但未能找到传说中的大河,他因此把河口北岸的岬角命名为“失望角”。(21)罗伯特·格雷的航行不仅为美国人对俄勒冈地区的争夺提供了依据,也奠定了此后美国人同中国进行毛皮贸易的基本模式,即从波士顿购买商品,运到西北海岸同当地印第安人交换毛皮,然后将毛皮运到广东,在中国购买瓷器、丝绸、茶叶等货物,运回新英格兰进行销售。 凭借其吃苦耐劳和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美国商人逐渐排挤其他各国的势力,成为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主角。虽然美国商人运往中国的海獭皮的准确数量难以统计,但据估计,仅1806-1807年,波士顿商人向中国市场输出的海獭皮就达到14251张。随着海獭数量的减少,美国人在西北海岸收获的海獭皮从1802年的15000张,下降到1829年的600张。(22)当海獭皮贸易结束后,美国商人又转向海豹皮。从1793年到1807年,大约350万只海豹被杀。(23)当海豹皮供应不足之时,美国人又把内陆的海狸皮运往中国市场。据估计,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平均每年向广东输送3000-5000张海狸皮。(24) 总之,西北海岸海獭皮贸易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北美毛皮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北海岸的资源开发、印白关系和大国争霸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海獭皮贸易拉开了列强在俄勒冈地区争霸的序幕,俄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该地区毛皮贸易和领土争端之中。美国人虽然脱颖而出,逐渐成为贸易主角,但他们对哥伦比亚河周围领土主权的要求则充满变数,遭到了以西北公司(North West Company)为首的英国毛皮公司的强有力挑战。 二、英美在俄勒冈地区的博弈与对峙局面的形成 西北海岸海獭皮贸易只是整个北美洲毛皮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太平洋与落基山之间的广阔内陆地区,还蕴藏着丰富的海狸皮资源。19世纪初,随着东部毛皮资源的枯竭和毛皮边疆的西移,英国西北公司与美国毛皮商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的太平洋毛皮公司(Pacific Fur Company)之间,围绕哥伦比亚地区毛皮资源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竞争,最终在俄勒冈地区形成了以哥伦比亚河为界南北对峙的局面。 为了同哈德逊湾公司抢夺萨斯喀彻温河流域的毛皮资源,蒙特利尔的毛皮商人联合起来,派遣商队到西北地区进行毛皮贸易,并最终在1779年建立一个松散的合伙组织--西北公司。(25)该公司曾多次重组,1821年被合并到哈德逊湾公司以前,它是在北美西北地区从事毛皮贸易的主要组织,也是后者的竞争对手,占到西北地区毛皮贸易份额的78%左右。(26)18世纪80年代,哈德逊湾公司每年输往内地的货物价值只有3万英镑,而同期西北公司则有16.5万-24.2万英镑。(27) 以西北公司为代表的毛皮贸易集团,本身就是在不断探索西北地区毛皮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是扩张,西北公司的探险家不断把北美毛皮贸易的边疆推向西部。然而,面对从蒙特利尔不断往西北延伸的运输线和日益攀升的运输费用,西北公司迫切需要寻找一条从太平洋沿岸深入内地的运输通道。探险家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估计,西北公司差不多将一半费用花费在货物运输之中。(28)此外,为了攫取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收益,西北公司积极推进向西部探险,以期打通从大西洋跨越北美大陆到达中国的贸易路线。按照麦肯齐的说法:“通过连通两洋,在内陆及沿海和各处边界建立贸易站,从北纬48度直到北极,除去俄国人在太平洋沿岸占领的地区之外,整个北美大陆的毛皮贸易都将由我们控制。”(29)西北公司股东邓肯·麦吉利弗雷(Duncan McGillivray)也认为:“如果公司实施这一方案,不仅可以为英国工业品开辟一大片消费市场,而且还将为英帝国增添新的领土和人口。”(30) 西北公司探查落基山以西地区的使命最终落到了戴维·汤普逊(David Thompson)和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头上。1805-1811年,汤普逊对哥伦比亚河进行了探险,是全程探查该河的第一位白人,但却失去了率先到达河口的机会,从而使西北公司失去了优先占领哥伦比亚河口的时机。(31)弗雷泽从偏北方向探查通往太平洋的水道,他的探险队从皮斯河上溯,到达麦克洛德湖(McLeod Lake)后,沿着一条大河顺流而下,并最终在1808年7月1日到达河口。这条后来以其名字命名的河流多急流险滩,很难航行。(32)西蒙·弗雷泽的探险未能完成探查哥伦比亚河的任务,但却意外发现弗雷泽河流域蕴藏着丰富的毛皮资源,从而为西北公司在这一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北公司向俄勒冈地区的扩张,遇到了以约翰·阿斯特为代表的美国毛皮商的强有力挑战。阿斯特力图在北美大陆建立一系列贸易站,构筑横贯东西的毛皮贸易体系,并最终驱逐和取代加拿大人。(33)1809年,他向纽约州著名政治家德维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寻求支持,以组建美国毛皮公司,表示其目标是在“4-5年内掌控这一贸易,并将其势力伸展到西海岸”。(34)他的方案与美国政府向西部扩张的政治计划不谋而合,受到当权者的青睐。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大湖区到太平洋之间设立一系列毛皮贸易站。然而,19世纪初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圣路易斯毛皮商人的敌视,使阿斯特的这一计划难以实施。 西北海岸海獭皮捕猎的兴起以及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的探险报告,让阿斯特看到了实现其梦想的机会。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对俄勒冈地区觊觎已久,他在给刘易斯和克拉克的训令中,要求他们探查“可资用于商贸的跨越大陆的水路通道”。(35)刘易斯对西北地区的前景也很看好,建议在“哥伦比亚河口建立一个贸易站,开拓与中国的毛皮贸易”。(36)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阿斯特决定首先从西北海岸着手,夺取毛皮贸易的控制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1810年他组建了太平洋毛皮公司。 随后,该公司组织人员分两路前往俄勒冈地区:一路搭乘“汤昆号”(Tonquin),绕道合恩角,从水路前进;另一路由威尔逊·亨特(Wilson P.Hunt)率领,自圣路易斯出发,从陆路前往哥伦比亚河口。1811年3月22日,“汤昆号”率先到达哥伦比亚河口,上溯15英里后,其船员选择河北岸一处地点建立了一个贸易站,命名为阿斯特里亚(Astoria)。为了同西北公司竞争,贸易站的雇员按照阿斯特的既定政策,分兵两路,一路由“汤昆号”搭载24名船员,驶往努特卡湾,与当地印第安人交换毛皮,夺取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控制权。另一路则向东深入哥伦比亚河的支流,建立一系列贸易站,阻击西北公司的势头。(37)美国人终于赶在英国西北公司前面,取得了对哥伦比亚河口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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