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电影的锣鼓》时，毛泽东说：中宣部有个钟惦棐，写了篇《电影的锣鼓》，说今不如昔。代表了右的思潮。他同时发挥了提纲中“没有大作品、好影片的二重性”的观点。－－“文化大革命”中提审我了解钟惦棐的材料，问我什么时候毛主席批判钟，怎样批判的？钟去世后也有人打电话问我此事，我记得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在宣传工作会议上。
    我相信研究者会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会因为这里记了毛泽东的批评就改变对钟惦棐的全面评价。
    毛泽东这个重要讲话，在发表时作了很大修改，十五次易稿。删去了批评斯大林的部分，也就是减弱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左”的批判；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强化了关于国内阶级斗争的分析。关于“双百”方针，毛泽东在第九稿印发时批示：“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修改。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五月二十七日。”在这一大部分中删去了对不赞成“双百”的人的批评，如四人文章，为王蒙解围等，大大减弱了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增加了六条标准。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必然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不可能在短时间，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根本消灭。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要消灭它，就要进行思想斗争”。
    目前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讲稿到发表的重大修改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确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项重要课题。这个时期是毛泽东在建国以来思想最活跃时期之一，随着他对形势的估计不断地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却发生巨大的影响。研究他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对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是有深远意义的。
    几天以后（三月一日），毛泽东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又作了结束语。在结束语“提纲”中又多次谈到“双百”方针。开头一段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普及，要提高，京戏原来是地方戏，将来也可能转化。
    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在另一处：
    “批评问题。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赞成出版蒋介石全集，内部发行。
    这期间有人提出全面评价胡适，毛泽东说，二十年后再考虑。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出版《金瓶梅》，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内部发行。
    （七）
    毛泽东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以后，有一天，我随林默涵、曹葆华到周扬在东四的住所。曹不是文艺处的工作人员，他是来谈苏联文艺现状的。我过去不认识他，同他弟弟曹葆铭在武汉时一起工作过，那是个大好人，相互关系不错。所以见到曹葆华也就拉起这层关系。他是名诗人、名翻译家，但平易近人，一见如故，后来在部里我们成为忘年之交。他译的书都送我一本。他去世后好像很少见到有谈到他的文章，我倒希望更了解他的人写点文章纪念这位在文学创作、翻译上都有贡献的人。
    这次周扬找林、曹，除了一般的谈谈文艺形势外，还有个任务，就是为由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作资料准备。我所以随去一是为了汇报一下文艺处同志们集中的一些文艺情况；一是为了下一步搜集新的情况作准备。
    这一年多来周扬很活跃。他曾多次讲过，他年青时醉心于尼采主义，后来是狄德罗、莱辛、别林斯基的崇拜者。他向往西方文明，他曾讲过最希望能到巴黎了解一下法国文化。直到批他的“人道主义”“异化”论时，他还很想把这件事了结一下能到美国看看。他是欢迎一个自由、宽松的局面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指责他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他说：对，对！不过没有刘少奇我也会搞修正主义的。五六年至五七年春，他作报告、发言、答记者问，确是发表了不少“修正主义”言论。他提倡过“干预生活”，号召揭示生活中的阴暗面。他提倡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主张办同仁刊物……后来批判的一些所谓“右派言论”，有不少是从他这里来的。（钟惦棐曾经不服气地说：怎么他说了可以，我说了就不行。）这是周扬当时思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所谓“丁、陈反党集团”（这个问题，我知道的材料很少，在写到文艺界反右时再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