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听了林、曹谈的一些情况后，随便谈了一些他当时接触到的一些问题。他为即将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高兴。他说：这次会议是毛主席提出的，中央名义召开。吸收部分党外专家、作家、艺术家参加。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他提出让文艺处派几个人参加资料整理，开会记录、提供简报稿等。其间他还同曹葆华闲聊了几句（我最早读到的《马恩列斯论文艺》就是曹译、周校的）。
    从周扬处回来，林默涵找处里的同志作了布置。
    这次宣传会议于三月六日正式开始。五日开了预备会。参加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八百多人。吸收党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一百六十人（约占全体代表的五分之一）。
    会议开始听了毛泽东在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录音。三月六日开始分组讨论。我与文学方面的代表联系。文学组由邵荃麟负责。在小组会上发言的有茅盾、巴金、曹禺、夏衍、老舍、冯雪峰、赵树理、张光年、章靳以、钟敬文、冯至、谭丕模、穆木天、黄药眠、张天翼、袁水拍、周立波、许杰、方纪、魏猛克、于黑丁、韦君宜、胡明树、周钢鸣、秦兆阳、罗念生、康濯、巴人、吴组缃、艾芜、王希坚、冯毅之、许钦文、峻青、姚文元等（这是当时我随手记下的，可能漏掉不少人的名字）。
    会议气氛热烈、发言踊跃。发言者都是著名人物，他们的发言有一定代表性，我随笔记了一些（大会派有正式记录）。想把我记得较多的介绍一下，作为研究这些代表人物在大变动时期的一点原始资料。
    茅盾作了两次发言（他是否在大会上发言我记不得了），他说，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时，我在印度。回国后，找来看看。刚看时，还觉得讲的不错，提到一些“双百”后的成绩。仔细看看，觉得他们把文学上产生的问题估计得太严重，有些惊慌失措。给读者一个印象：“双百”方针好处少，坏处多。使读者对“双百”发生怀疑。
    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1.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双百”方针的积极影响。2.他们没有看到有些右倾思想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3.他们还有些性急，看到“双百”方针提出后没有马上产生好作品，倒出现了些不好的东西。这是一篇教条主义的文章，他提出很多问题，可是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仔细地分析，没有材料，只有结论。第二页九行（指印发的四人文章）的话太武断，家务事儿女情也不见得是坏的。
    陈沂的《文艺杂谈》，提出宪法问题。作为一个公民有遵守宪法的义务。但是，如果他心里反对，你没有办法。如果他写了文章，但并没有煽动性，也没有引起刑事问题，你也只能同他讨论。很难要求所有作家都写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品，不能强迫别人这样做。陈的文章颇有不革命等于反革命的味道。
    他还讲了青年问题，他说现在年青人在温室里长大，有些娇生惯养。这给文学创作提出了教育青年的任务。
    巴金也多次发言，有时还插话。他说：我了解他们（指陈沂、陈其通等人）的心情，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双百”方针在下面阻力很大，不少人不赞成。现在要“鸣”出来不容易。讲公式化最容易。要“鸣”，就要讲自己的话。很多人不习惯“鸣”，有些人害怕“鸣”。但是，不通过鸣放，好的东西出不了，不好的东西也暴露不出来。如最近陈登科的小说（当时陈的一篇小说，引起到会的不少人注意，认为是篇不好的作品，我不记得作品的题目和内容了－－作者按），不通过鸣放，不会出来。据说他还有不少这样的故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讲了好多年，没人反对。但是要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李长之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翻译错了，因而影响了创作。其实作家不是照着定义进行创作的。作家要从生活出发。有些作家先带框子，照着框子创作。作家要有独立思考，有胆量。编辑也要有独立思考。《文艺月报》编者发表了几篇有争论的小说，就紧张。很多年来检讨的都是作者、编辑。
    不能把读者和观众估计太低，特别是电影。我们要向人民学习。主要是要拿出好作品。培养青年作家，主要不是靠改他们的作品，要带路、带徒弟。创作要有才能，不是每个人都是新生力量。有些人只把作家看得有名有利。最重要的是作家的责任感。
    老舍说：我四个孩子都不学文艺，他们不愿过苦日子。有些人起来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有一点过于耽心了。有些年青作者认为照着一个定义写就能成功。有些搞理论的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讲得很混乱。他还讲到他刚刚在《文汇报》电影讨论栏上发表的《救救电影》一文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