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工作方面，毛泽东也是从不主张照抄苏联。前面我提到，在修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有人照抄了日丹诺夫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他很生气，全部删掉了。五十年代初我国拍过一部电影《荣誉属于谁》，主人公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获得了荣誉，毛泽东看了不高兴地说：难道荣誉就属于他？一九五三年文代会期间，筹备工作中拟取消文联，理由之一是苏联没有文联，毛说，他们没有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二十大后他又提到：过去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们相反，有文化部，没有电影部，只有电影局。有人说我们同苏联不一样，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也改了，改成跟我们一样：设文化部、电影局，取消电影部。总之，毛泽东主张：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但是，我想“苏联模式”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毛主席、党中央经过反复的研究，决定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公开表态。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亲自作了很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把斯大林的错误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来考察。但是，当时很难想到接受这经验教训的过程是如此曲折和漫长。历史如此顽固地不改变自己的规律。这篇文章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连赫鲁晓夫本人在许多公开讲话中都用这个观点论述斯大林的功过。如我们熟知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召集作家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斯大林“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忠诚的坚定的革命家”。“他的全部活动同我们国家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密切联系着”。他说：“有些同志问道，如何对待我们的人所获得的斯大林奖金呢？我认为，应当以尊重的感情对待奖金，骄傲地佩戴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荣誉奖章。假如我获得过斯大林奖金，我就会戴着这个荣誉奖章。”他也知道历史是无法割断的，一个伟人的功绩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为了及时地向中央反映二十大后苏联、东欧各国和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动态，领导上让我找陈冰夷、叶水夫等专家，由他们组织力量搜集编译这方面的材料。有的在《世界文学参考资料》（内部刊物）上发表；有的整理成专题材料；有时根据领导意图提供有关材料。陈、叶等许多专家作了大量工作，后来还编了几十本各国新潮文学作品和有关理论著作，内部发行（称为“黄皮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材料曾多次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上印发，对当时开阔文艺界视野起了很大作用。我从中也获得很大的教益。
    当时整理的主要情况和问题有：
    一、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个问题首先是西蒙诺夫提出来的。斯大林逝世第二年（一九五四年）西蒙诺夫在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提出由日丹诺夫发挥并写进全苏作协的会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异议。他主张删去定义中“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段话。他认为这段话使文学产生“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的倾向。从此，苏联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讨论。对我国文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秦光阳的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全文转引了西蒙诺夫的话。二十大以后西蒙诺夫又写了《谈谈文学》更进一步批判斯大林，又引起苏联文学界的争论。肖洛霍夫甚至批评西蒙诺夫是在斯大林时期靠阿谀奉承登上作协领导的宝座。有人批评他是见风转舵的人。
    此后，许多理论家著书著文展开讨论，并多次召开座谈会进行探讨。比较多的理论家、作家倾向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灵活多变的体系”，“开放的体系”。
    二、苏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的决议。年纪大一些的文艺工作者会清楚的记得苏联在一九四六年到四八年那次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以及这次批判运动对我国文艺界的深远影响。
    事情是由《星》杂志发表左琴科的所谓诽谤苏联人民的小说《猴子历险记》和《列宁格勒》杂志发表阿赫玛托娃的被认为“空洞的、无视政治的诗作”而引起的。苏共中央作出《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决战中不仅严厉批评了这两个杂志和有关作家，还批评了苏联作协主席吉洪诺夫和列宁格勒市委。改组了两个杂志的领导。日丹诺夫作了措词严厉的长篇报告。一九四七年他又作了批评《西方哲学史》的报告。一九四八年苏共中央又对《伟大的友谊》等几部歌剧作出了类似关于《星》和《列宁格勒》那样的决议，同时还作了《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改进方法的决议》，又批评了一批剧作，并加强了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