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作色情的东西，应该严肃批评。英国文学比较干净，文字上不用脏字。
    老舍在另一次发言中谈到悲剧。他说，我不是提倡悲剧，我从现实出发。在一个青年监狱里关的百分之四十是干部子弟，我很难过。我爱这个社会，爱这些第二代！我要写出这些人的父母是用尽心思教育他们，盼他们改好。有的孩子改好了，有的一错再错一直到被处死。可是写悲剧就要受指责。我这几年刚刚碰了碰，又转回来了。（冯雪峰插话：我同意老舍意见。问题是作家是不是敢于大胆创作的问题，能不能大胆地去碰！）
    曹禺说：陈沂等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些害怕。是不是大家都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的。这个创作方法并不是解放后才提出的，它有很深远的传统。不能急着要产生什么大作品，“双百”提出不到一年，要出大作品，太急了。这要有长远的计划，长期的努力。
    赵树理说：有压力，来自社会，来自批评界。读者都有个套套。有个中学生说我有地主观点。接着他谈到他一直关心的地方戏。他说，现在应该强调“翻箱底”（陈等文章批评了“翻箱底”），在戏改上重点应该是“翻箱底”。我写了篇文章，但写来写去，和陈沂他们的文章抵触。我认为是文艺界开了个会以他们四个人的名义发表。
    戏曲改革就是大拆大卸，加思想性。把地方戏的路越改越窄。上党地区会演，十六个剧团都要演《柳荫记》。
    夏衍说：《文汇报》准备结束电影讨论，我说应该展开。最近张骏祥写的文章，反映还好。
    我在医院看了《电影的锣鼓》和何直的文章有些忧虑。有些事是值得注意。如所有的导演都不接《洞箫横吹》（海默的电影剧本），都去搞民间传说。四川的《星星》，陈登科的小说。有些问题。过新年时，陈其通等人来谈他们的文章。我提了两点意见：一不要戴帽子；二是最好不要四个人联名。我没有看到文章的消极方面。对“双百”正确的一面体会不深。对坏的作品要经过群众考验，也理解不深。好像是把工农兵方向保护得不让人碰。
    冯雪峰多次插话和发言，他说，作家协会是否可以提出“大胆创作，善意批评”的口号。要提倡作家深入生活，大胆创作；批评家也要深入生活，研究作品，善意地进行批评。要有勇气，敢于斗争，在我们国家顶多是关板房。
    有人提出先反教条主义还是先反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提法不对。教条主义也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或者说也是资产阶级思想。
    钟敬文、冯至、谭丕模、穆木天、黄药眠、吴组缃等人除了讲个人的意见外还反映了一些大学里青年人的情况。大体是活跃、动荡也有些混乱。
    大家的发言对“双百”方针是一致拥护的欢迎的。发言中也流露了忧虑。主要是耽心来自“左”（主要是各级领导）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如巴人说：毛主席有一句话很重要，那就是高级干部中十有九个反对“双百”方针。首先要打破这一关。有些人的发言中对已经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耽心。
    小组会开了几天后，夏衍、邵荃麟、林默涵等人开了个碰头会，交换了一下情况，由林默涵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
    一、“双百”方针提出后的思想状况的估计，是“左”还是右？
    二、如何理解人民内部矛盾，怎样写内部矛盾，目前主要斗争锋芒什么？
    三、党应如何正确的领导。
    领导上存在宗派主义，应该反对宗派主义。
    宗派主义的存在与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有关。
    对作家应有适当安排，解决他们的工作条件。
    文艺团体更应该放松些。
    有人提出只有懂业务的才能领导。
    有人提出自由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