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苏共关于纠正对《伟大的友谊》等歌剧的错误评价中指出：“上述决议中（指一九四八年关于《伟大的友谊》的错误决议）的某些不正确的评价，反映了约·维·斯大林对个别艺术作品和创作的主观主义态度。”
    决议同时指出：“在中央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中，一方面正确的规定了苏联艺术在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方向，并且对音乐中错误的形式主义的倾向作了公正的批评，但是同时也对一些有才能的苏联作曲家的创作进行了不公正的和没有理由的尖锐指责，而这是个人迷信时期所特有的不良现象。”
    不知为什么苏联对《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批评一直没有平反。直到八十年代我到苏联还看到他们有些人准备纪念日丹诺夫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后来就没有消息。
    三、重印斯大林时期停印和禁止出版的文学作品。记得较早的是由爱伦堡作序的《茨维塔那娃诗集》，这位早逝的青年女诗人一本小小诗集的出版引起我国和东欧国家很大的注意。我从小喜爱俄罗斯和苏联诗歌，但惭愧的是不知道这位女诗人的名字。当时读到爱伦堡的序言和有关材料，却对这位女诗人充满感情，为她悲惨的命运而心动。一位六岁就开始写诗，十八岁就出版诗集的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她的诗曾受到同辈诗人、作家的称赞，得到读者的欢迎。肖斯特柯维奇曾多次为之谱曲。她爱祖国，却得不到理解，没有起码的生活条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绕梁自尽。她自杀时让自己的儿子找到爸爸，但她哪里知道不在身边的丈夫已被处决。在茨维塔那娃去世近十六年以后爱伦堡为她的诗集作序，仍然受到严厉地谴责。现在她的诗集《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正是她诞生一百年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类文学现象是颇值得研究的。
    四、提出反“无冲突论”（斯大林时期就提出过），“干预生活”，表现生活中的复杂矛盾斗争，写“战壕里的真实”，写普通人，“非英雄化”等口号。从新的视角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战争题材。相继出现了一批这类作品。如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和丘赫拉依等人拍摄的影片《晴朗的天空》、《士兵之歌》；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田德里雅科夫的《路上的洼坑》，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长与总农艺师》。这部中篇小说引起我国特别的注意，团中央发文件要求青年阅读，并号召向书中的主人公娜斯佳学习。
    这时，奥维奇金到我国访问，引起文艺界很大的注意。当时刘宾雁陪同并作翻译。“干预生活”的口号也被我国文艺界所接受。
    五、第四代作家的出现。这批作家大都是斯大林逝世后，在二十大精神影响下开始创作的。如我们熟知的叶甫杜申科、阿克肖诺夫、卡扎柯娃等。特别值得注意，引起世界文坛轰动的是索尔仁尼琴，他写的表现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由赫鲁晓夫批准出版的，一九七O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七四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驱逐出国。现在俄罗斯官方又多次请他回国。
    此外当时还整理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材料。这也是当时轰动世界文坛的事件。帕斯捷尔纳克是与玛雅可夫斯基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勃洛克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十月革命后他与斯大林的一段对话：
    斯大林：“帕斯捷尔纳克同志，你不再写诗了吗？”
    帕：“写的，斯大林同志，始终写一样多的诗。”
    斯：“那末，为什么我很久没有在报上看到您的诗呢？”
    帕：“斯大林同志，因为报纸的编辑部觉得我的诗太不大众化了，害怕读者不容易看懂他们，他们便不来要我的诗了。”
    斯：“帕斯捷尔纳克同志，我不同意他们这样做。我并不完全赞同你的诗学风格，可是依然认为您是我们最好的诗人之一。我不愿意我们的读者没有机会读到您的诗，没有机会对您的诗表示个人的意见。”
    多么亲切、宽容的谈话。但是，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一种力量使这位诗人后来经历那么曲折的道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无法再读到这位诗人的诗。而他的长篇小说在斯大林逝世后出版还遭到那么沉重的打击。
    以上材料，其中不少引起有关领导甚至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也就是通过整理这方面材料我结识了陈冰夷、叶水夫等许多外国文学方面的专家，向他们学到许多知识。在整理这些材料时我们也不能不想到我国文艺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