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总觉得妾既然在家庭中是比较受宠的一方，那么应该具有较高的地位。其实不然。按照制度规定，在仕宦家庭中，妾的地位有时就如同使婢。在未生子之前，不但要侍奉好丈夫，而且在婆婆与正妻之前也必须不时保持一种小心。即使生了儿子，也并非立刻就可以自居为母，获得一种“母仪”的待遇。因为按照制度规定，妾所生之子，尚须认正妻为嫡母，自己却只具生母的名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到了正妻死后，儿子长成，妾仍然不敢以母自居。为示说明，下引华芝台之妾陈氏为例，以观妾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据载，陈氏是江阴县金凤里人，与嫡妻夏氏同里，而且她成为华氏之妾也得到了正妻夏氏的允准。即使如此，陈氏在进入华家之门后，平常仍必须端静婉娩，不妄语笑，对丈夫与正妻小心翼翼地侍奉。在他生下师周、师召二子以后，尽管已经获得了丈夫的宠信，甚至得到了丈夫所赐的金钏，但陈氏还是怕得罪正妻夏氏，反而将自己的行为更加收敛。当时家中冯、顾两位婆婆见到陈氏产子，对她也多加礼遇，陈氏也因此而获得向两位婆婆每天问安起居的权利。但在正妻夏氏在世之时，陈氏仍是“命之食不敢食，命之坐不敢坐”。平常所穿，不过是菲衣，所吃不过是粝食，凌晨起来就盥栉，并将家务之事安排得头头是道。她的两位亲生儿子在14岁时都中了秀才，在堂下拜见自己的亲生母亲，陈氏还是不肯接受。其后，正妻夏氏去世，陈氏从此理应获得“母仪”的待遇，但陈氏仍然不敢接受。直到自己的儿子各自娶妻生子以后，在丈夫的一再劝导下，又出于在家族内“临卑幼”的礼仪需要，才敢稍稍“具母子礼”(101)。从陈氏的一生中，我们不难看出小妾在明代的地位确实很低。
    “富贵人家，没一个不蓄姬妾。”这当然是明代的世风。广置姬妾，固然是富贵人家的男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并将“左拥燕姬，右拥赵女，娇艳盈前，歌舞成队”一类的生活视为“人生得意之事”。事实上，这些众多的姬妾往往也会带来无穷的烦恼，甚至让主人出乖露丑。究其原因，小说《二刻拍案惊奇》的编者凌濛初从男女的生理特征出发将其概括为下面两点：其一，“男女大欲，彼此一般”。男人有性方面的生理需求，作为女人其实也不例外。所以，男人广置姬妾，凭一个人的精力要周旋于几个女子之间，自然会“不得相当”，众多姬妾很少能得到生理上的满足。其二，富贵之人大多是中年上下才广置姬妾，而且所娶姬妾必是花枝一般的少女，所以在“枕席之事”方面，难免会“三分四路”，不能“满足他们的意，尽得他们的兴”。所以“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对于那些姬妾，尽管家法极严，甚至“铁壁铜墙，提铃喝号”，将姬妾防得水泄不通。即使如此，也只能禁得她们的身，却禁不得她们的心。姬妾一旦起了外心，就不再对自己的丈夫具有丝毫的“情趣”，而只是把他们看成是“厌物”。费了钱财，用了心机，并未获得姬妾的欢心，反而导致她们的憎嫌。这显然也是富贵人家姬妾的普遍心态。生前既已如此，一朝身死，更是树倒猢狲散，残花嫩蕊，尽多零落于他人之手。(102) 这更是富贵人家姬妾的普遍归宿。
    从丈夫享受肉欲的角度而言，确实是“妻不如妾”，但从那些身为小妾者的日常生活来看，却是妾远不如妻。这是一种两反的现象，却又在明代同时并存。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妾的介入，使明代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在情感与伦理上出现了两分的现象：从夫妻伦理的角度来看，夫妾关系无法取代夫妻关系，小妾在家庭中的地位永远无法取代正妻；而从夫妻情感的角度来看，正妻的感情已经被小妾剥夺，而夫妻关系更是被夫妾关系所取代。换言之，明代在家庭情感伦理关系方面出现了新的转向。这种家庭情感伦理关系的变动，亦即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妻妾关系一方面能和谐地相处，但另一方面，妻妾之间又是嫉妒成性，形成一时的“妇妒”之风。进而言之，由于夫妇关系中情与礼的两分，夫妻之间的情感生活逐渐被夫妾之间的情感生活所取代。
    注释：
    ① 相关的研究专著分别有：王玉波的《历史上的家长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邓伟志的《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麻国庆的《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史凤仪的《中国古代的婚姻与家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树标的《中国婚姻家庭的嬗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祝瑞开的《中国婚姻家庭史》（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收入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第206-217页。
    ③ ［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463页。
    ④ 刊台湾《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卷。
    ⑤ 刊台湾《辅仁历史学报》1993年第5期。